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收入；行政因素；綜述

中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主要體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迅速發展，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轉移的范圍擴大，異地就業的比例逐漸超過本鄉內就業的比例。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再局限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少數沿海經濟開發區，出現了全方位的流動。

本文結合國內外學者們關于勞動力轉移的相關文獻，對勞動力轉移因素進行了歸納總結，再針對勞動力轉移對我國的影響進行簡要評述。

關于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因素，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述與評價：

一、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促使勞動力轉移

農業剩余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基礎條件。國外一些學者認為是各部門經濟間的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喬根森（ D. Jorgenson，1961）認為， 技術的進步引起經濟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帶來糧食的增長， 如果糧食的供給充裕， 則人口的增長將會達到一個生理上的上限。當糧食的生產超過這個上限時， 就出現了農業剩余， 這時農業勞動力開始向工業轉移。劉易斯（Lewis，1954）在1954 年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模型，本質上也是支持著前面的觀點，特點是明確地指出了，生產率對勞動轉移的影響作用。 它認為一端是存在大量邊際生產率近于零的勞動力的傳統農業部門；另一端是能實現充分就業的現代城市工業部門，因此出現農業向工業轉移的現象。費景漢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1）他們對劉易斯的觀點進行了一定的修正，更加細化一點，他們認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包括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和大于零小于不變制度工資這樣兩部分。從我國目前的勞動力轉移的現象來分析，農業剩余人口的轉移除了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還向第三產業轉移，并且比例還在逐漸上升。所以二元結構理論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對我國國情來說，還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根本原理還是具有本質的類似性的。勞動力轉移具有從勞動生產率低向高轉移的特征。

二、收入差異，促使勞動力轉移

很多學者認為收入差異是引起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有的學者則從預期收入、相對收入和絕對收入的角度去分析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托達羅（ M. Todaro，1969）[1] 則從預期收入的角度去解釋勞動力轉移的原因，他認為農村勞動力之所以會向城市轉移的原因，轉移決策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僅僅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從相對收入差距的角度來解釋勞動力轉移的原因。他提出相對經濟地位變化假說下的城鄉勞動力流動模型，其基本觀點是，相對收入決定人們的行為[2]。農村勞動力遷移與否不僅取決于他們在城鄉之間預期收入的差距，還取決于他們在家鄉感受到的相對經濟地位的變化，以及遷移后按照當地的生活標準所感受到的相對經濟地位的變化[3]。顯然，很多學者都能認為收入差距是影響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但是有的學者通過研究發現，收入并不是唯一的和絕對的因素。童玉芬（2010）[4]曾指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到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異地轉移，但同時就地轉移勞動力呈波動上升趨勢。

三、行政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是指宏觀政策，在我國主要包括土地政策、稅收政策、戶籍制度等。它對勞動力轉移來說一把雙刃劍（既是動力又是阻力），W ang和Zuo早在1989年做過研究，一方面，促進勞動力轉移（ 蔡P、王德文， 2003）[5]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 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殊動力是長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導致的扭曲的產業結構和人口分布格局， 而（蔡P，1995）[6]改革開放以來擴大了的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則為這種轉移提供了追加的動力。另一方面，阻礙勞動力轉移，這方面很多學者都做了研究，一是王美艷（ 2005）[7] 通過計量研究發現， 外來勞動力與城市本地勞動力之間每小時工資差異的43%是由于戶籍制度和其它歧視所導致。因此， 農民會將家庭勞動力一部分用于家庭農業， 另一部分用于非農業活動以獲取更高的收入。Rozelle等（1999）[8]利用一個多元回歸模型， 將存在于農村的制度障礙（公糧、社會保障、自由租賃土地和非正規的信用市場） 作為解釋變量之一， 發現公糧的減少、社會保障體系、土地租賃市場和非正規信用市場的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有正面影響。宏觀政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的發展還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的。至少，在當前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情況下，完全依靠市場對人力資源進行調配，還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宏觀政策的指揮棒的作用，還是比較有效的。但是，在勞動力大量轉移的同時，也發現了很多的問題，所以宏觀政策的應用一定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要根據市場經濟的動態變化而做出適當地調整，才能更好地指導經濟地增長，解決社會問題。

四、勞動力自身因素

（一）經濟人的理性決策

哈里斯（ R. Ariss，1970）[9]拓展了托達羅觀點，假設城市就業工資率是既定外生變量，城鄉勞動力市場結算工資取決于市場供需，農民轉移與否完全是個人理性決策的結果。當然無獨有偶，舒爾茨（ W. Schults， 1964）[10] 也認為農民在面對成本、收益和風險時是最理性的，勞動力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資本投資重要途徑。沙斯特德（ Sjaastad，1962）[11] 發表的《勞動力遷移的成本與收益》經典論文，闡述了勞動力轉移的經濟成本與收益，開創勞動力轉移的新古典主義方法的研究范式。將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關系引入研究。假定轉移沒有任何障礙，勞動市場信息充分，當事人會進行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選擇活動，進而構建個人理性決策的微觀勞動力轉移模型。

斯塔克（ O. Stark， 1991） 提出過“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認為遷移的動機不僅來自于城鄉兩地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來自于其他一些個人和家庭的因素。將遷移視為一個有內在聯系的群體（例如家庭和家族）的決策。個人參與遷移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 另一方面在于降低因市場不完善而造成的風險， 即家庭成員個人的遷移可以被視為家庭為應付收入的不穩定而采取的一種自我保護措施。貝克爾認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經濟人一樣，每天都要進行投入與產出相比較的生產決策，合理地分配以試圖達到最佳組合，以求得家庭成員在收入和時間的雙重約束下獲取最大的滿足，實現家庭生產效用最大化的目標。下面筆者就從勞動力的幾個主要的自身因素來分析對勞動力轉移影響情況。

（二）年齡、性別及婚姻因素。

趙耀輝（1997）認為，年齡、性別差異等在農村非農產業和外出就業選擇中有顯著影響。年輕人轉移意愿強烈，年齡較大者則相反。嚴善平（2004）運用Rogers 人口遷移模型進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女性在地區之間流動的發生年齡比男性早，但持續發生的年齡段卻比男性短得多，同時（鐘鈺，藍海濤.2009）中國剩余勞動力主要集中在人口規模較大、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而且，農村勞動力出現老齡化和女性比例增加趨勢，而且年幼子女隨父母遷移的現象不明顯，我國前勞力對遷移率的貢獻比其它國家小得多。Hare（1999）發現，人均生產性資本對勞動力遷移決策沒有顯著影響，但是，人均生產性資本增加基于宏觀視角的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影響因素分析可以使遷移持續時間增加。關于年齡與勞動力遷移概率的關系，Hare（1999）發現，16～25 歲和26～35 歲兩個年齡段的人最有可能遷移；Zhao（1999）的研究表明，勞動力遷移概率隨年齡增長而遞減，因為年齡大的人遷移時產生的心理成本較大。

（三）心理因素

早期的行為學派沃泊特（ Wolpert，1965） 提出的“地方效用”，就是一個主觀評價的概念，個人對某個地方的滿意程度，通常愿意向地方效用高的區域遷移。（胡楓，2007）[12]曾在文獻中指出農村的外出務工勞動力主要靠“三緣”關系“血緣、人緣、地緣”向外轉移， 由有關部門組織外出所占的比例較小。這是因為在輸入地形成的移民網絡能夠減少尋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業的可能性， 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Rozelle 等，1999） 蔡（ 1997）[13] 在一項對濟南市民工的調查中發現， 被調查民工中有75%以上是通過老鄉或親戚幫助找到進城后第一份工作的。其它的研究文獻也有類似的結論。

五、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的一些因素以外，在中國引起勞動力轉移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程名望（2006）運用動態宏觀經濟學遞歸方法和推拉理論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城鎮拉力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動因，并用經驗數據驗證了該結論。程名望、史清華（2007）[14]基于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1978 年以來中國總體經濟增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而城市服務業則是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去向。而劉志忠等（2007）運用1996～2004 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民營非農業部門的出口貿易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由于國情不同，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問題與西方并不一樣，學者們早已意識到，簡單利用西方的理論模型并不足以完全解釋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現象，例如像交通便捷度、服務設施、環境質量、基礎設施、醫療設施等，也逐漸成為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當然在這方面理論研究還不是很充分，也應該是我們關注的方向。

六、評論

張樂[15]認為農業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效應需要從三方面綜合考慮：首先，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會提高留守人員生產效率；其次，農業勞動力轉移可實現土地耕作的規模經濟效應，提高生產效率；第三，由于轉移的多是勞動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從而引起農業生產效率的下降，當然同時大量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也會使非農產業的勞動力素質降低。當然這些不利影響是可以通過農業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來進行彌補的；其次勞動力轉移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

筆者認為研究勞動力轉移問題，還應繼續關注下面兩種現象的探討：第一，關于勞動力回流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有一些學者，作了一點研究，但是研究的不深刻。第二，根據前面提到的農村未來剩余勞動力的龐大數據可判斷，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必然產生非農產業的就業壓力，出現大量的失業現象，這種現象在2015年經濟增長下滑時期，已經慢慢凸顯出來，也應該成為研究的內容。第三，農動力轉移的過程中，同時將引進勞動力質量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素質的降低，這些問題應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從而進行研究解決實際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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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Stark and J.E.Taylor.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1，9：1163- 1178.

[4] 童玉芬. 中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規模估算及其變動過程分析[J]. 人口研究， 2010， 05：68-75.

[5] 蔡P，王德文.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利用面臨的挑戰與政策選擇[J]. 教育發展研究， 2003， Z1：59-64.

[6] 蔡P. 人口遷移和流動的成因、趨勢與政策[J]. 中國人口科學，1995，06：8-16.

[7] 王美艷. 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機會與工資差異――外來勞動力就業與報酬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2005，05：36-46+205.

[8] Rozelle， Scott， Li Guo， Minggao Shen， Amelia Hughart，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No. 158， 367-393.

[9] Harris， J. R. and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J]：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60（1）： 126-142， 1970.

[10] Schultz， T.：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3.

[11] Larry.A.Sjaastad.The c∞曲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70s，1962.

[12] 胡楓.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一個文獻綜述[J].浙江社會科學，2007，01：207-212.

[13] 蔡P. 遷移決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別特征[J]. 人口研究，1997，02：7-12.

篇2

關鍵詞：云南省；勞動力轉移；特點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1-0047-03

在中國逐步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中，隨著農村改革的逐步深入，農村勞動力的流向將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所指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問題，就是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出的勞動大軍，是促進農村富裕和城鄉協調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力量，勞動力的轉移是對于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主要是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而同步進行，之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發展，異地流動也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方式與途徑也大致與全國相似并同步進行。但到目前為止，與全國相比，其轉移的效果、效率并不理想。

一、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

（一）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城鄉收入差距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并存）。二元經濟結構是制約云南省經濟發展的障礙，城鎮居民收入越高，人口流動就越高，相反技術落后的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人口流動也隨之降低，這使得城鄉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這種收入的差距自然成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轉移的基本動力，于是農村勞動力開始大量涌入城市，也就是所謂的勞動力轉移。

（二）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促進作用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云南省的發展經濟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國家的經濟發展帶動了起來，并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2012年全省生產總值（GDP）達10 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3%，高于全國5.2個百分點。而且全省經濟總量突破萬億元大關，成功實現了經濟發展新跨越。

城鎮，它是一個既不是城又不是鄉的獨立存在的區域，但就性質來說，它是既依賴于城市，又依賴于鄉村，它把城鄉有機地聯結成為一個完整的相對獨立的區域，這樣就決定了城鎮具有城市和鄉村的某些特征。城鎮背靠大中城市，腹容廣大農村，確實起到了城鄉經濟的結合部及聯系和調節的作用。它不僅促進了城市社區之間的交流，而且還促進了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人才結構、社會組織結構的互相滲透。同時，還促使城鄉社區在功能上的互相補充。而且，城鎮作為聯結城鄉的紐帶，能夠充分發揮其城鄉經濟的網絡功能，積極地促進城鄉結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建立城鄉社區分工協作的社會經濟統一體。

（三）耕地面積的減少

云南省地處中國西南邊陲，是民族最多的山區省，94%為山區半山區，耕地面積占6%。一方面，云南省農村人口每年都有所增長，農村勞動力也自然地隨之增長。云南省耕地面積9 365.84萬畝，坡度在15度以下的陡坡耕地面積4 206.87萬畝，只占耕地面積的45%，耕地質量明顯偏低。據有關部門統計，云南省面積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目前已被建設用地占用近30%，如不及時轉變建設用地方式，優質耕地將進一步減少。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人口不斷的增長膨脹的趨勢下，可利用土地不斷減少，建設用地面積不斷的增加，從而使農民耕地的面積越來越少，又加上云南省近幾年來的罕見的干旱問題，導致農民無地可種、無糧食可收。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開始向城鎮轉移以謀出路。

二、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

（一）數量、比重大

云南省農村勞動力數量多，比重大。以2009年、2010年、2011年農村勞動力數據做對比。

通過這三年的的數據比較，從中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每年都不斷地持續地增長，勞動力增長的速度快，轉移的數量多，占的比重大。

（二）產業分布及需求方面

1.產業分布方面。而近幾年來，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行業分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論是從勞動力轉移數量或是轉移的行業分布均有大幅度的增長。2009年第一、二、三產業轉移比重為62.3%、12%、25.7%，2010年為60.43%、12.6%、26.97%，2011年為59.4%、13.1%、27.5%。① 這十年間，轉移后仍然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大幅度的增長，而且現在呈上升趨勢；而轉移的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相對下降很多，但是近幾年來呈上升趨勢；轉移的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相比也有所下降，但是也是近年來呈現上升趨勢。

2.產業需求方面。從行業分組的需求人數看，2012年全年中，住宿和餐飲業占19.55%；制造業占13.99%；建筑業占10.78%；是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較大的前三個行業，成為提供就業崗位的主要行業；從產業分組需求人數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7.05%、35.34%、57.6%，仍以第三產業的需求較為旺盛，較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增加0.03個百分點。第一產業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1.45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與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減少了1.48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個百分點。②農村勞動力轉移在三大產業分布中，把第三產業作為轉移就業目標的勞動力，雖然較去年相比相對減少，但是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而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很少，但是目前仍呈上升趨勢。第二產業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與去年同期也呈上升趨勢。所以勞動力轉移在產業需求方面是以第三產業為主體。

（三）勞動力招聘、應聘條件方面

1.性別方面。從云南省對勞動力的需求看，在2012年勞動力需求分析中，87.49%的用人單位對求職者的性別有明確要求；從求職者的性別結構看，男性求職人數高于女性，其所占比重分別為55.75%和44.25%。

2.年齡方面。從云南省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年齡要求看，93.62%的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年齡有要求。16～34歲之間的勞動者構成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約占總需求的72.71%，其中，對16～24歲之間勞動者的需求占總需求的32.32%，對25～34歲之間勞動者的需求占總需求的40.39%。從求職者的年齡構成來看，求職者中同樣以青壯年為主體。16～34歲的求職者約占總求職人數的69.26%，其中：16～2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1.39%，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2.5個百分點；25～3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7.87%；較2012年第二季度減少1.73個百分點；35～4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求職總量的22.91%，較2012年第二季度減少1.35個百分點，年齡構成與用人需求基本一致。在性別方面，男性求職人數相較2012第二季度和去年同期需求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在數量上依然多過女性；在年齡方面，25～34歲青壯年是求職的主體，雖然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減少，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呈上升趨勢。所以在農村勞動力的招聘和應聘中的性別方面男性勞動力求職人數依然會多于女性勞動力求職人數，而在25～34歲這個年齡段的青壯年依舊是求職的主體。

（四）跨省轉移方面

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在2000 年11 月1日，全國共有流動遷移人口1.4億，占全國總人口（1 242 612 226 人）的11.6%。其中，跨省轉移人口為42 418 762 人，占總人口的3.41%。其中，江西省跨省轉移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比例最高，為9.11%，其次分別為四川省（8.42%）、安徽省（7.33%）和湖南省（6.81%）。而云南省跨省轉移人口為343 542 人，僅占當年總人口（42 360 089 人）的0.81%，此比例僅高于自治區（0.76%）、北京市（0.68%）和廣東省（0.51%），在全國排倒數第四位。同樣，根據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比重太低，僅為4.67%，而四川省、重慶市和貴州省此比重分別高達約50%、57.7%和63.9%。云南省這一比重僅為四川省的9.34%、重慶市的8.09%和貴州省的7.31%，均不到1/10。另外，2002 年，在本省內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占當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總數的85.82%，而轉移到省外的農村勞動力只占當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總數的14.18%。

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跨省轉移比重低，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即地處高原，交通不便，也有少數民族人數比重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思想觀念問題。云南省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流動意識不足，還存有濃重的傳統保守觀念。

三、結論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目前已經成為云南省經濟發展現階段決不能忽視的關鍵問題，農村勞動力之所以會選擇轉移主要還是因為城鄉收入差距和耕地面積的減少，且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是二元經濟結構轉向到一元經濟結構的必然過程。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收入水平差異；子女教育問題；轉移的勞動力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等問題，因此云南省應在促進就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強農村勞動力教育和培訓工作，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加農村的教育投資，提高農村勞動力基礎教育；完善政策，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合法權益等面作出努力。只有合理的解決勞動力轉移的問題，云南省才能更好地解決農村人地矛盾問題以及加快和推進農村的經濟發展，才能更快地進行經濟結構的轉變。

參考文獻：

[1] 劉殿臣.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現狀及特點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9，（2）.

[2] 2012年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R].云南省統計局，2013：4.

[3] 張翠英.城鎮化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0，（12）.

篇3

關鍵詞：勞動力；就地轉移

1存在的問題

1.1回鄉創業的農民主要開辦小型企業，吸收勞動力能力有限

（1）回鄉創業的農民普遍面臨資金不足問題。這些回鄉創業的勞動力，其主要創業資金來自前些年其在外地打工積蓄下來的錢財，個人資金畢竟有限，再就是向親朋好友短期拆借，以這種方式籌集的資金規模也很是有限。

（2）宿松政府對農民回鄉創業認識不足，沒有把服務于回鄉創業放在重要位置，僅對通過招商引資進來的園區企業進行大量的財政稅收支持，只停留在講話、邀請等表面功夫上，缺少具體有力的舉措。在有些得到政府政策扶持的地區，其扶持政策也存在滯后現象。

1.2開辦的服裝廠、羽絨廠規模不大，發展前景不太樂觀，無法形成品牌效應，阻礙了農村勞動力的更大吸收。

（1）外出務工歸來的農民技能有限，在這些小企業中，技術好的工人一般沒接受過兩年以上的培訓，同時，創業人所聘請的工人中，很多還是臨時的學徒工，在此種情況下，自然無法設計出款式新穎、追趕時尚潮流的服裝。

（2）無論是遠去的服裝廠、羽絨廠還是農民工自主創辦的類似企業，創業者均缺乏品牌意識，所生產的要么為簡單款式的運動服，要么主要承接訂單，為別人工作。目前，在宿松地區，至今未形成屬于宿松自己的品牌服裝業。這種生產方式極不明知，一旦東部等發達地區的服裝、羽絨業受挫，將會導致宿松地區此類企業倒閉或規模縮減，對于宿松地區的勞動力就業也是一種潛在威脅。

1.3工業園區數量過少、通過招商引資開辦的企業、農民自主創辦的企業過于分散，無法形成地域效應、規模效應，阻礙了勞動力的就地轉移。

（1）企業的創辦需要一定的土地資源，通過招商引資開辦的企業主要使用政府補貼的公共用地，但農民自主創辦的企業很難申請到公家用地，一般落地于自家的荒山或荒地，由此便造成了三種企業的隔離狀態，從而勞動力不能很好地享受各企業問的就業信息，同時，各企業問也不能很好地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合作。

這是由宿松地區的資源分布特點決定的。

（2）由于宿松政府對園區大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大于農民在鄉鎮地區創辦的企業，同時，由于各種企業不論在資金上還是在規模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小型企業無法和大型企業相抗衡，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所以，投入資金有限的小企業在園區無法占有相應的市場份額，唯有和實力強大的企業相隔開來才能保留住在農村地區的市場。

2進一步推動宿松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建議或措施

2.1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創業培訓，提高創業知識與技能

首先，政府必須重視對宿松勞動力的就業培訓。縣政府應根據宿松的具體情況，成立專門的創業培訓小組，制定宿松農民創業培訓指導方案，組織發放有關水稻種植，牲畜養殖，培育果種，農產品加工與運輸的教材；根據宿松產業發展狀況，圍繞宿松主導產業，優勢產業的發展，利用市場引導，政策宣傳等手段，向主導企業，龍頭企業及廣大農民宣傳創業知識，增加他們學習科技知識，管理知識，創業知識的興趣與自覺性；在鄉村地區安裝廣播，刻送光盤等手段，隨時隨地地向農民普及知識；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勞動力創業培訓的資金力度，農民忽略創業培訓，很大一個原因是用為資金問題。同時，農民自身也要認識到知識和科技對于自主創業的重要性。要想提高自主創業的成功率，相應的只是與技能是必須的。在宿松，不乏創業失敗的案例，張某養殖數量很多的豬，因為不夠了解專業的養殖方法和技術，結果很多牲畜不治而亡，損失慘重。所以，農村勞動力如果想在農村自主創業，首先要認識到自己知識技術方面的不足，放眼于長遠利益，主動積極地參加創業培訓。

2.2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和園區建設，提高發展質量，發展特色產業，建設主導產業，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創造品牌效應

近年來是宿松鄉鎮企業迅速發展時期，大量鄉鎮企業的創建，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政府應出臺各種鼓勵鄉鎮企業發展的措施，廢除各種不合理的稅收，管制制度，改善鄉鎮企業規模小，經營不善，實力有限的情況。同時，調整，優化鄉鎮企業的產業結構，引導鄉鎮企業發展農產品的深加工與精加工，延長產業鏈，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園區是形成縣域產業聚集的主要方式，有助于產業發展，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優化升級，形成規模效和地域效應。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產業集聚不失為一種良好的手段，利用規模和地域效應，資源共享。通過制定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鼓勵和吸引一大批企業轉移至此，從而消化更多的農村勞動力。

篇4

關鍵詞:新常態；產業結構；農村勞動力；轉移

河北省做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動響應經濟“新常態”，在保持經濟相對穩定的基礎上以創新驅動為主要動力和支撐，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深化城鎮化改革。經濟的發展、城鄉收入差距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這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通過分析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對于分析產業結構調整是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作出貢獻，協調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吸納率；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否能促進河北省各經濟區域產業結構的協調升級及優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分析

(一)產業結構調整的一般規律。產業結構的調整始終遵循著逐級演進的規律，也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三次產業的重心會從第一產業逐漸轉向第二、三產業。(二)產業結構調整中勞動力轉移的一般規律。眾多經濟學家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勞動力轉移的關系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最終總結出了產業結構轉型與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等。“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人均國民收入較低的國家，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大，而第二、三產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人均國民收入較高的國家正好相反。“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則認為產業就業結構演變過程能更加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產業結構轉型過程，勞動力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業壓力就會逐漸增加。(三)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分析。對于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發達國家情況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技術創新與工業革命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轉移推動了產業就業結構升級，最終促進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由于生產力相對落后，只能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這樣就會大大降低第二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同時增加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幅度，但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所占比重較少，其結果是第一產業農村勞動力直接轉移到第二產業，整個社會勞動生產力不會產生顯著提高。總之，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

二、“新常態”下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分析

(一)河北省產業結構的變化。河北省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力發展經濟，經濟總量不斷攀升。2014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29421.2億元，較之上年增長了6.5%。三次產業分別占比為11.7%、51.1%、37.2%，其結構日趨合理。河北省三次產業比例不斷發生變化，從“二、一、三”格局逐漸向“二、三、一”轉變，基本符合產業結構調整一般規律。(二)“新常態”下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2014年，河北省積極響應“新常態”經濟政策，全年成功轉移農村勞動力60萬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累計轉移農村勞動力1730.9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結構由改革開放初期的76.8%、14%、9.2%已逐漸發展為50.1%、26.8%、23.1%。充分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緊隨三次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但近幾年第一產業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有回高趨勢，分析原因可能與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發展政策有關。另外，今后幾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主體將會落到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其轉移方式也會由“只身勞動力轉移”轉變為“舉家遷移就業”。隨著政策的不斷完善，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兼業性將大大降低，組織性會逐步提高，這在2014年河北省與京津共建86個勞務輸出基地舉措上就已有所體現。

三、河北省產業結構調整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效率的實證分析

通過建立“基于產出的可變規模報酬”BCC模型，來評價河北省產業結構轉型對農村勞動力吸納效率的貢獻。主要包括河北省產業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整體情況以及分區域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效率的評價。首先假定輸入指標：產業結構分布和城鎮化水平，輸出指標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通過DEA模型得出就業結構偏離系數E。當E>1時存在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可能性；當E<1時，意味著勞動力存在遷出的可能性。統計結果顯示，河北省1978年三次產業的結構偏離度分別為0.63、2.64、1.27，至2014年其數據變化為0.67、0.86、1.1。期間經過多次反復，第一產業變化不大，但就業結構與產出結構不相對稱，勞動力轉出機率較大；第二產業數據結果出現大幅度下降，其就業和產出日趨達到均衡，理論上第二產業應該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但由于相關政策以及技術含量等條件的制約，使得第二產業也出現了勞動力遷出的可能性。第三產業結構偏離系數E>1，說明其有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新常態”經濟政策的推行以及第三產業準入門檻較低等因素。另外，城鎮化水平影響著就業結構的合理性，通過建立模型分析，我省各地市區域協調性存在差異：邯鄲、邢臺、承德、張家口、衡水等地協調性較低，石家莊、保定、滄州協調性較高，并保持與河北省的協調度相一致，其余各市基本協調。事實上，協調性較高的城鎮，其吸納勞動力能力較高，這些都與資源稟賦和經濟政策等原因有關。

四、“新常態”下河北省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政策性建議

研究表明：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互補互動的效應。二者協調發展可以對社會經濟提升起到促進作用。河北省在“新常態”經濟形勢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改善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一)科學合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過分析發現，河北省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偏離系數為：0.67、0.86、1.1，表明其在吸納農村勞動力方面存在差異。第一產業吸納力最差，第二產業由于目前屬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相對第三產業來說吸納能力較弱，但仍高于第一產業。針對這種現象，河北省應積極采取措施：1、發展現代農業，拓寬第一產業農村勞動力的吸納空間。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如：發展農產品加工、運輸、銷售等業務；將農業與旅游業結合，開拓生態農業旅游項目。2、優化第二產業內部結構，提升第二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水平。雖然河北省輕重工業2:8的比例嚴重失調，但第二產業始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我們不能盲目的抑制第二產業的發展，而應削減高能耗產業，堅持創新驅動，大力推進新能源、電子信息、生物、光伏、物聯網等新興戰略產業，從而達到優化產業內部結構，提升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吸納的目的。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其就業比重。由于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水平要求不高，加之河北省第三產業產值逐年上升，從而使其成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接納空間。但由于其增加值比重偏低，科技含量和現代化程度偏低，就業貢獻度偏低，其就業水平依然不甚樂觀。我省要加快服務、通訊、房地產領域的自我轉型升級，鼓勵新興業態不斷涌現。抓住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大好機遇，出臺專項規劃，深化與北京、天津等地相關領域的戰略合作，優化第三產業的發展政策與環境。只有第三產業發展壯大了才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二)以工業化推進城鎮化，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河北省應打造產業升級，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依托創新鏈提升價值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并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其規模。實施智能制造創新工程，力爭重點行業智能制造實現新突破，并努力加快工業產業技術和網絡信息技術的融合。實施產業協同創新模式推廣工程：建設京津廊高新技術產業帶、建設沿海臨港產業帶、建設京廣線先進制造產業帶、建設京九線特色輕紡和高新技術產業帶、建設張承綠色生態產業帶。只有城鎮化建設發展了，才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空間，而且要長遠規劃，做好統籌，解決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三)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效率，減少農村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限制。河北省應在積極促進農民工境外就業，從而減少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的就業壓力。下大力量建立勞務輸出基地，尤其是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好時機，擴大對北京、天津的勞務輸出。實施城鄉技能就業扶助政策，用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的崗前培訓。河北省應進一步完善就業創業政策措施，重點扶持農村勞動力轉移群體的就業和創業工作；應全面放開小城市和建制鎮落戶限制，做好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轉移銜接工作，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做好各種服務。(四)增強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隨著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對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農民科技素質，是有效實施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將農村人口壓力轉變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實現農村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科學合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首要任務。

河北省要結合當地實際，圍繞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農產品深加工、農村電子商務、民俗產品生產以及發展三產融合休閑農業、家庭賓館、農家樂餐館等需要的新產業、新技能組織培訓，圍繞農村勞動力專業成長加大扶持力度，實施有關農村勞動力的國家培訓工程等措施。從而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各方面素質，其實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質量。

作者:陳鏡宇 李宇峰 田倩 單位:河北金融學院 河北大學

參考文獻：

[1]關海玲.產業結構轉型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吸納效率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2015，2.

篇5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勞務經濟；資源經濟；農村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國是一個農村勞動力十分豐富的國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學者們普遍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既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實現農民收入增加，農村經濟繁榮，城鄉統籌發展的有效途徑。但由于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具有內在的、強烈的流動傾向和基本的流動能力，導致農業骨干、青壯年勞動力過多流走，使農村地區出現嚴重的家庭“空巢”、農業“空殼”、農村“空心”化，造成農地撂荒和農業粗放經營。農村人口結構的不合理，不僅使留守老人的贍養缺位，留守孩子的親情、教育缺失，而且對和諧社會的構建、新農村建設及農業現代化的實現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因此，分析勞動力轉移的原因，并制定相關政策，既讓過剩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出，又讓農業部門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確保農業與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國內外對勞動力轉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勞動力規模(林毅夫,2003;侯風云,200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06);勞動力轉移動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都陽,2001,2003;朱農,2005;蒲艷萍等,2005);勞動力轉移的障礙(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瑋,2005,程名望等,2006,陳永正,韓銀娥,2007); 勞動力轉移機制(陳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張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張克聽,2005［3］;劉麗、任保平,2007;程宏偉、張永海,2007［4］); 勞動力轉移模式及對策(周天勇,2001;王玨,2004;羅亞萍、姜紅星,2005;徐平華,2006;張雅麗,2007); 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效應(李實,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賀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龔曉鶯、王朝科,2007); 勞動力轉移面臨的新問題(宋林飛,2002;韓俊,尹成杰,崔傳義,曾家洪,2007)等。國內研究側重考慮勞動力如何轉移出去，忽視勞動力過度轉移對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利影響，特別是沒有強調農業勞動力轉移必須與農業經濟發展同步進行，因而在價值層面不同程度地背離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國家戰略。本文結合前人的研究，提取決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協整分析、誤差向量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基于向量自回歸（VAR）技術的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計量分析工具，檢驗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勞動力有序轉移與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同步的政策建議。

2. 研究假設與數據采集說明

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主要有四個：①人均耕地面積（X1）。人均耕地面積越少，單位面積可容納的農村勞動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積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負相關。

②農業勞動生產率（X2）。農業勞動生產率用第一產業產值與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的比值來表示。農業勞動生產率越高，單位面積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設在耕地總面積不變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正相關。

③城鄉收入差別預期（X3）。城鄉收入差別預期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決定因素。該預期與城鄉收入實際差別、城鎮新增崗位的數量和城鎮失業率有關。城鄉收入實際差別（A）=（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二、三產業收入）/農村第一產業收入，城鄉收入實際差別越大，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越多；由于很難收集數據，本文用二、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B）來表示城鎮新增崗位數量。因為二、三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對就業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二、三產業中有很多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其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會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對農村勞動力形成巨大的“拉力”，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空間。所以，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崗位越多，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越多；城鎮失業率用城鎮登記失業率（C）來表示，城鎮失業人數越多，農村轉移進入城鎮的勞動力越難找到工作，其就業的概率越低。所以，城鄉收入差別預期為：

X3=A*BC

因此，本文假設，城鄉收入差別預期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正相關。

④農村人力資本狀況（X4）。本文借鑒了李勛來、李國平（2005）［5］的計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數據來源于李勛來、李國平（2005），2003～2005年的數據為作者根據李勛來、李國平（2005）的方法和相關統計年鑒整理補充。農村勞動力素質越高，越容易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因此，農村人力資本狀況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正相關。

本文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業發展報告2006》及《中國統計年鑒2006》。

3. 模型估計與結果分析

3.1 回歸分析

利用相關數據和Eviews5.0統計軟件，我們得出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Y)與各因素關系的回歸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從統計學角度看，該模型的R2為0.989，說明多元回歸方程解釋了總變差的98.9%，擬合程度相當高，且各變量的t值均比較理想。從回歸結果看，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與農業勞動生產率（X2）、城鄉收入差別預期（X3）和農村人力資本狀況（X4）正相關，與人均耕地面積（X1）負相關。即農業勞動生產率越高，城鄉收入差別預期越大，農村人力資本素質越高，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積越少，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越多。從經濟學角度看，回歸結果與我們的理論分析是一致的。

3.2 協整分析

3.2.1 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首先運用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我們對人均耕地面積X1，農業勞動生產率X2，城鄉收入差別預期X3，農村人力資本狀況X4取對數，其一階差分分別表示各變量的增長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3.2.2 協整檢驗。

由于上述變量都是單整的，我們利用Johansen檢驗判斷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由AIC和SC最小原則確定該模型的滯后階數為2。（表2）為協整檢驗結果。

（表2）的檢驗結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這五個變量之間存在著一致協整的向量或長期均衡關系。根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我們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個變量間的協整方程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協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積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存在反向作用關系；農業勞動生產率、城鄉收入差別預期和農村人力資本狀況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存在正向作用關系。這說明，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從總體上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脫離農業生產，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鄉收入差別預期的擴大和農村人力資本狀況的提升，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

該協整方程還說明，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越高，越會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雖然高素質人才向外轉移，加快城鎮化、工業化進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農村建設提倡的現代化農業也必須建立在先進技術的基礎上。留守農村的低素質勞動力，沒有能力獲取和使用先進的技術和信息，也沒有能力推進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

3.3格朗杰因果檢驗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檢驗考察的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結果。

（表3）顯示：①在最優滯后期時，人均耕地面積減少不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是我國城鎮化、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拉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優滯后期時，城鄉收入差別預期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為格朗杰原因，即城鄉收入差別預期的提高，會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農村勞動力轉移越多，城鄉預期收入差別越大。③在最優滯后期時，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不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格朗杰原因，說明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長期協整關系并沒有形成因果關系。即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影響是名義的而非實際的，這是因為經過20多年的勞動力持續轉移，越來越多的地區農村青年勞動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納殆盡，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外流已經處于邊際狀態，農村勞動力的供給進入年輕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轉移能力已經很弱。因此，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否不會對勞動力轉移規模產生太大影響。④在最優滯后期時，農村人力資本狀況不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格朗杰原因。這與農民工合法的經濟權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務的權利和一些基本社會權利仍然受到嚴重歧視與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穩定就業的農民工遷移定居，改變戶口身份，變為享有平等權利和安居樂業的市民，使得他們向城市的根本性轉移受到制度阻塞有關。

3.4 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檢驗證實了人均耕地面積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呈單向因果關系；而城鄉收入差別預期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為雙向因果關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歸（VAR）技術的脈沖響應（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進一步分析變量之間的關系。（圖2）是變量對相關沖擊的動態反應（表4）是變量滯后10期的方差分解結果。

從（圖2）及（表4）可見：①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正向自沖擊總體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這種沖擊效應在滯后兩期時達到最低點，之后平穩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方差自沖擊的貢獻率始終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鄉收入差距預期的沖擊下，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現負向響應，第三期后有幅度相當的正向響應，第六期后逐漸回落。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影響占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預測誤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對城鄉收入差別預期的沖擊則表現為波浪式正反向顯著反應，波峰和波谷出現在第二期和第四期。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正向沖擊，在短期內將擴大城鄉收入差別預期，稍長一點就會縮小這種預期，在滯后陸期時又重新擴大預期。但這種影響在第八期達到頂點后，呈現向零效應收斂的跡象。④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對人均耕地面積的沖擊，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現正向響應，但波動比較劇烈。滯后五期后呈現負向響應，且這種影響逐漸變小，在第十期時基本消失。總體而言，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對人均耕地面積的影響逐漸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積預測誤差的比例由滯后兩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滯后10期的3.27%。由此我們得出結論，城鄉收入差距預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至關重要的因素，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的增加在較長時間里會導致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但這種影響不顯著。

4. 結論與啟示

實證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與人均耕地面積負相關，并且由于轉移數量的不斷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耕地流失的問題；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具備長期的正向的協整關系；城鄉收入差別預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別預期越大，轉移數量越多；農村人力資本狀況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正相關，但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制度缺失制約了勞動力轉移的層次和效果，使農村人力資本狀況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不顯著。

由于城鄉收入差別預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長期以來，學術界特別強調勞務經濟的重要性，認為通過鼓勵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可以提高農民的整體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別，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但相對于資本獲得，勞務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單純的勞動力轉移解決不了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化的趨勢。并且，由于要素性資源單向流動，特別是高素質勞動力要素多路徑單向流出，使農村經濟發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導致農業的系統發展能力日益低下，內在動力不斷弱化，進而影響農業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資源經濟對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經濟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由于農村“資本稀缺型”的發展模式，使農村豐富的資源開發利用比較滯后。勞務經濟與資源經濟脫節發展使勞務收入資本化進程緩慢，資源稟賦較好卻依然陷入資源詛咒困境。本文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必須與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同步，其實現途徑是充分整合勞務經濟與資源經濟，建立勞務經濟與資源經濟相結合的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經濟發展長效機制。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與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資本為紐帶，以農民為主體的資源配置機制。以勞動力轉移為基礎的勞務經濟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基礎，資源經濟為勞務經濟的深入發展提供了載體，如果將勞務經濟所帶來的收入轉化為資本，投入到資源經濟中，通過自然資源、知識和資本的充分整合，農民可以通過勞務收入與資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勞務經濟的資本化過程是對資源的有效配置，資源經濟的發展將會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反過來促進勞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兩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動。

勞務經濟與資源經濟的互動可以從三個層面上得以實現：政府、市場與農村金融。①政府應大力開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務人員的科學文化素質，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勞務市場獲取更高的勞務收入；同時，通過改善當地投資環境、出臺相關產業政策，積極引導勞務收入流向資源類產業，實現勞務收入的資本化。②將當地農民看作平等的市場主體，給予本地資金和外來資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資金的基礎上引入外資，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資源收益權，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③通過發展農村金融，打通勞務收入資本化的渠道。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不應局限于農村中小企業貸款，還應發展資源產業投資基金。依托其強大的網點分布和專業的投資能力，解決勞務收入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的問題，實現勞務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時解決資源開發過程中大量資金需求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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