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效率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監管效率，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金融監管效率 指標對比衡量 層次分析

金融監管是指監管機構針對金融體系（包括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的監督、控制行為，以此來確保金融機構的安全和控制系統性風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創新浪潮，使得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監管體系和安全網越來越不能適應金融業發展的需要，暴露出許多致命的弱點，造成了嚴重的監管失靈（Schwartz，1998；Kaufman，1996）。理論界的研究重心開始轉向銀行資本監管的有效性及其改進等方面，并且普遍認識到了加強市場紀律對提高監管效率的重要作用，對如何運用市場約束改造傳統監管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盡管國內有關金融監管模式選擇的研究文章篇數很多，成果豐碩，但能將金融監管模式選擇和金融社會最終目標綜合起來，并系統性研究金融監管效率的文章并不多。

本文將金融監管的目標和各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的優越性相結合，對金融監管的效率進行準確地評價。這里的監管效果評價既包括單個監管目標的效果評價，也包括所有目標綜合在一起的總體監管效率的評價。文章對相關指標進行量化，以定量的方式分析各國在不同背景下所選擇金融監管的效率。

一、金融監管效率模型介紹

1973年美國運籌學家薩蒂（T.L.Saayt）提出了著名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這是一種簡明、實用的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該方法的特點是：第一，分析思路清楚，可將系統分析人員的思維過程系統化、數學化和模型化；第二，分析時所需要的定量數據不多，但要求對問題所包含的因素及其相關關系具體而明確；第三，這種方法適用于多準則、多目標的復雜問題的決策分析，廣泛用于地區經濟發展方案比較、科學技術成果評比、資源規劃和分析以及企業人員素質測評等方面。

正是基于這樣的特點，層次分析法對于分析系統性和整體性較強、目標較多、難以直接量化和測定的各國金融監管效率是十分適用的。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集2003―2009年的相關數據，對美、英、日、德、瑞士、新加坡、法、韓、印、巴的金融監管效率用層次分析綜合法進行對比分析。

1、層次分析體系建立

考慮到金融監管的目的是維持金融穩定，而金融穩定的目的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此準則層設置為對外部經濟作用指標和金融本行業監管效用指標。隸屬對外經濟作用指標下的子準則層設置為4個――金融市場穩定程度、通貨膨脹率、經濟發展速度、就業率；隸屬金融本行業監管效用指標下的子準則層設置了10個――信息的共享程度、風險傳遞的控制程度、監管標準的一致性、監管的外部性、重復監管程度、監管真空程度、監管成本、監管競爭效率、監管機構官僚程度、單業監管的效力。

2、各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指標對比陣設置原則：在準則層對目標層及子準則層設置對比矩陣中，由于涉及的非量化指標較多，因此根據各指標的不同性質設置對比矩陣，而這些指標又有些某些同質性和相關性，所以這種設置的對比陣不會有較大的數值，最大的影響只是“稍強”。

（1）準則層對目標層。這里需要考慮的金融監管的效率不僅表現為為金融行業本身服務，更是為整個經濟社會服務，但整個經濟社會的建設又不僅僅靠金融監管而已，因此設置對內指標和對外指標相同的等級。

A= 11 11

（2）子準則層對準則層。在C1B1中，由于金融監管最直接的作用是金融市場，而金融市場的好壞往往對通貨膨脹率又有較大的相關性。經濟發展速度除了靠金融發展速度外還依靠實體經濟，就業率指標就更是偏向實體經濟了，因此對比矩陣為：

B=

可知B1矩陣最大特征值?姿=4.01，CI=0.00033

（31 ）=（0.455，0.263，0.141，0.141）T。

C2B2，把這十個衡量監管效力的指標分為A，B，C三類（見表1）。

這里把A類權重設置為2，是因為A類指標一旦發生，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對整個金融系統都具有重要作用，寧可多監管，也不愿產生監管真空；相對地B與C都是對金融監管本身作用較大，因此都設置比例為1。其對比矩陣如下：

矩陣最大特征值?姿=10.069，CI=0.008

=（0.077，0.153，0.077，0.720，0.091，0.153，0.077，0.077，

0.153，0.072）T。

（3）方案層對子準則層。在DC11中，金融市場穩定程度C11用股市波動來代表，數據取自11國2003―2009年份的股票指數。

用聚類分析法將各國波動幅度分為5類，然后可知英國股市最穩定，中、印、巴股市最不穩定，指標對比時設置每一類比其后一類高1等級。

同樣在DC12，C13，C14對比矩陣中，先對通貨膨脹率、GDP增長率和失業率做聚類分析，再根據聚類圖，設置各國對比矩陣。其中，由于印度的失業率數據無法查閱，印度失業率沒有納入對比矩陣，得出的對比矩陣是殘缺的。不過此殘缺矩陣又是可約矩陣，因此，在最后計算權重時，對印度失業率賦的權重為0.01。理由有兩個：第一，對本組數據而言不會有太大影響（不到1%）；第二，印度本身失業率很高，所以賦予權重小是合理的。

DC21，C22，…，C210對比矩陣是根據各國金融經營模式和金融監管體制不同，對應的指標等級也不同來設置的。本文各個指標對比矩陣先設定美國為1。各指標下各國指標分值不同，每隔開25分為一個等級。比如信息共享指標，美國是“傘式”功能監管和混業經營，分值為100；假如中國分值為25，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4；假如中國分值為50，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3；假如中國分值為75，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2；假如中國分值為100，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1，即同等重要。各國不同經營方式、監管模式指標比較見表2。

準則層B對目標層A的權向量=（0.5，0.5）T，一致性指標CI=0。子準則層C對B1，B2的權向量分別為=（0.455，

0.263，0.141，0.141）T，=（0.077，0.153，0.077，0.720，0.091，0.153，

0.077，0.077，0.153，0.072）T，一致性指標分別為CI=0.00033，CI=0.008。

方案層D對子準則層C（共14個因素）的權向量和一致性指標CI（k=1，2，…..14）列入，其中C對A的權向量=W×，而W是以，為列向量的14×2矩陣，=（，0，0，0，0，0，0，0，0，0，0）T，=（0，0，0，0，）T。

經過計算，方案層D對目標層A的組合權向量為=W=（0.093，0.086，0.090，0.079，0.098，0.102，0.084，0.096，0.117，

0.088，0.066）T，，即各國監管效率比較（見表3）。

3、計算結果分析

由表3可知，11國中，作為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中國金融監管效率最高，但是同樣是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巴西監管效率卻是最低的，印度居中；在混業經營和混業監管的國家中，新加坡和瑞士監管效率較高，德國監管效率較低。這說明國家在選取監管方式時一定要和本國的背景相符，要將本國的金融發展程度、監管控制力度等問題納入考慮。

三、結論

從效率比較表可以看出，混業經營的國家實行集中監管并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監管效率，如法國、德國金融監管效率就偏低；在分業經營體制下，實行分業監管的監管效率不一定就低，這說明每個國家的金融監管選擇要與該國政治經濟體制相符，才能發揮較大的作用。中國在選取數據的11國中金融監管效率相對最高，這說明在目前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統一監管還不需要代替分業監管，但是需要在局部上加強監管。隨著統一經營趨勢的到來和金融工具的逐步創新，我國目前的監管方式會逐步面臨監管模式的挑戰。

【參考文獻】

[1] Schump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

[2] Kaufman Georage C. Bank Failures， Risk and Bank Regulation. CATO Journal，1996（16）.

[3] 秦宛順、靳云匯、劉明志：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分析[J].金融研究，1999（1）.

[4] 張育軍：中國證券市場監管能力和監管效率分析[J].證券市場導報，2003（7）.

[5] 蔣海：論彈性監管與金融效率[J].財經研究，2001（9）.

[6] 馬志偉：對多渠道金融監管及其效率的探析[J].銀行與企業，1999（8）.

[7] 托馬斯.L.薩迪：領導者：面臨挑戰與選擇――層次分析法在決策中的應用[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

[8] 郭田勇：金融監管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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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發源于美國紐約的“占領華爾街”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指責金融機構的貪婪導致的經濟危機。自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不可否認是美國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是由美國金融監管缺失,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濫用衍生品所導致的。為此,在金融危機后,全球對金融機構監管的力度不斷加強,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成為了大多數國家的監管目標。但是,金融系統最重要的功能是有效地配置資源,在過分強調金融監管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對金融效率產生影響。因此,如何對金融系統進行有效監管需要重新進行反思。

    二、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影響

    第一,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正面影響。金融監管嚴格控制了金融市場中的風險,為金融市場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金融穩定是金融市場正常運營的基礎,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場風險能大大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同時在對金融市場失靈的監管和糾正中,能夠增強金融市場的公平性,提高市場競爭水平,從而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合理的金融監管能夠增強金融市場穩定,全面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最終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

    第二,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負面影響。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增大道德風險、抑制金融創新和降低市場競爭等方面。道德風險是伴隨著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金融監管的目的之一是及時防范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在監管過程中,由于監管目的或監管方法的不當,可能致使某些具體的監管行為導致道德風險的加大,如最后貸款人制度、存款保險制度等。金融創新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但不合理的金融創新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巨大,因此金融創新受到金融監管的約束,金融創新的范圍和速度都會受到限制。金融監管的初衷是提高市場良性競爭,降低市場惡性競爭,但在監管的實踐過程中,往往發現事與愿違,甚至連良性的市場競爭一起被抑制。不合理的金融監管所導致的負面影響,都會使金融監管效果大打折扣,導致金融市場低效率。

    三、我國金融監管偏離金融效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進出口貿易減少致使實體經濟的受損,而金融體系所受到的影響較小。一方面,我國金融發展相對落后,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有限,全球化程度較低,我國金融機構尚未深入參與到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我國政府一直很注重金融監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國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嚴格的市場準入監管。金融行業進入監管是金融監管的重要環節之一,是指對金融企業和金融從業人員的限制和管理。我國面臨著以國有股份制金融機構為主,民營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共同競爭的局面。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要求,我國設立商業銀行的資本遠遠超出一些發達國家。該項監管條款導致了我國銀行業組織形式呆板,發展過于緩慢,導致民間資本大量流入“黑市”,農村享受金融服務低下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嚴重。為保護我國金融市場和銀行業的發展,對外國資金進入金融業及其業務活動范圍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外資銀行向我國金融界展示了現代金融機構的運作機制和治理結構,如果我國能合理放開金融機構的對外管制,認真學習借鑒,勢必推動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

    第二,退出機制不完善。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必須建立金融機構合理的準入機制與退出機制。目前,我國在金融法規方面日趨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金融機構缺乏退出機制。所以,當金融風險出現的時候,我國過多地采用非市場化的手段承擔損失,通過行政手段強制解除金融風險。這種舉措使政府承擔了過大的責任,依靠政府信用解決債務問題,容易形成政府債務危機,甚至通貨膨脹。而且政府的擔保行為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競爭局面,可能誘發金融機構盲目擴張,積累金融機構“大而不倒”道德風險。

    第三,利率限制是金融監管的重要內容,是金融市場干預的最重要形式。利率限制是指金融監管當局對利率的上下限以及浮動幅度的限制。我國利率限制政策制約了市場利率的形成,引發了銀行存貸息差過大的不良現象,進而使銀行對息差收入的過度依賴,抑制了金融創新能力,降低了金融效率。

    第四,金融創新的抑制。金融創新的目的是增強金融機構獲取利潤和規避風險的能力,但是金融創新增加了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使金融監管部門難以進行有效監管。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正是由于金融創新中派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復雜性、高流動性、信息不透明和高杠桿效應等特點。但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并非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關系,體現為金融效率與金融安全的關系。我國金融監管著重強調金融安全,從而抑制了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制約了金融市場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余文建,黎桂林.后危機時代的金融監管[J].中國金融,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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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監管；金融效率；金融創新

一、前言

2011年9月發源于美國紐約的“占領華爾街”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指責金融機構的貪婪導致的經濟危機。自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不可否認是美國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是由美國金融監管缺失，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濫用衍生品所導致的。為此，在金融危機后，全球對金融機構監管的力度不斷加強，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成為了大多數國家的監管目標。但是，金融系統最重要的功能是有效地配置資源，在過分強調金融監管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對金融效率產生影響。因此，如何對金融系統進行有效監管需要重新進行反思。

二、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影響

第一，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正面影響。金融監管嚴格控制了金融市場中的風險，為金融市場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金融穩定是金融市場正常運營的基礎，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場風險能大大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同時在對金融市場失靈的監管和糾正中，能夠增強金融市場的公平性，提高市場競爭水平，從而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合理的金融監管能夠增強金融市場穩定，全面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最終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

第二，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負面影響。金融監管對金融效率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增大道德風險、抑制金融創新和降低市場競爭等方面。道德風險是伴隨著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金融監管的目的之一是及時防范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在監管過程中，由于監管目的或監管方法的不當，可能致使某些具體的監管行為導致道德風險的加大，如最后貸款人制度、存款保險制度等。金融創新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但不合理的金融創新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巨大，因此金融創新受到金融監管的約束，金融創新的范圍和速度都會受到限制。金融監管的初衷是提高市場良性競爭，降低市場惡性競爭，但在監管的實踐過程中，往往發現事與愿違，甚至連良性的市場競爭一起被抑制。不合理的金融監管所導致的負面影響，都會使金融監管效果大打折扣，導致金融市場低效率。

三、我國金融監管偏離金融效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進出口貿易減少致使實體經濟的受損，而金融體系所受到的影響較小。一方面，我國金融發展相對落后，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有限，全球化程度較低，我國金融機構尚未深入參與到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我國政府一直很注重金融監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國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嚴格的市場準入監管。金融行業進入監管是金融監管的重要環節之一，是指對金融企業和金融從業人員的限制和管理。我國面臨著以國有股份制金融機構為主，民營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共同競爭的局面。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要求，我國設立商業銀行的資本遠遠超出一些發達國家。該項監管條款導致了我國銀行業組織形式呆板，發展過于緩慢，導致民間資本大量流入“黑市”，農村享受金融服務低下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嚴重。為保護我國金融市場和銀行業的發展，對外國資金進入金融業及其業務活動范圍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外資銀行向我國金融界展示了現代金融機構的運作機制和治理結構，如果我國能合理放開金融機構的對外管制，認真學習借鑒，勢必推動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

第二，退出機制不完善。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必須建立金融機構合理的準入機制與退出機制。目前，我國在金融法規方面日趨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金融機構缺乏退出機制。所以，當金融風險出現的時候，我國過多地采用非市場化的手段承擔損失，通過行政手段強制解除金融風險。這種舉措使政府承擔了過大的責任，依靠政府信用解決債務問題，容易形成政府債務危機，甚至通貨膨脹。而且政府的擔保行為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競爭局面，可能誘發金融機構盲目擴張，積累金融機構“大而不倒”道德風險。

第三，利率限制是金融監管的重要內容，是金融市場干預的最重要形式。利率限制是指金融監管當局對利率的上下限以及浮動幅度的限制。我國利率限制政策制約了市場利率的形成，引發了銀行存貸息差過大的不良現象，進而使銀行對息差收入的過度依賴，抑制了金融創新能力，降低了金融效率。

第四，金融創新的抑制。金融創新的目的是增強金融機構獲取利潤和規避風險的能力，但是金融創新增加了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使金融監管部門難以進行有效監管。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正是由于金融創新中派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復雜性、高流動性、信息不透明和高杠桿效應等特點。但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并非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關系，體現為金融效率與金融安全的關系。我國金融監管著重強調金融安全，從而抑制了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制約了金融市場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余文建,黎桂林.后危機時代的金融監管[J].中國金融,2009(17).

2.李樹生,祁敬宇.從美國次貸危機看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辯證關系[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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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世對我國金融監管工作的主要影響與沖擊

對于我國金融業而言，入世是一把“雙刃劍”，既帶來了機遇又面臨著挑戰，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入世的機遇是潛在的，而挑戰卻是現實存在的。這種挑戰，除了加劇國內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之外，還在于給金融監管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與沖擊。

（一）在監管理念上，要求逐步向國際慣例進行靠攏。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三大監管主體作為國務院下屬的行政部門，自成立之日起就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監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護階段。在國外，越來越多的國家拋棄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隱性保證的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監管的安全與競爭、成本與效率的研究，由原來監管機構對監管對象的嚴格監管走向二者的協調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監管走向鼓勵金融創新，體現的是市場主導和自擔風險這兩大重心，金融監管也越來越借助于市場參與者約束、金融機構內部約束和社會外部監督約束。可以預見，5年的金融對外開放緩沖期，也正是我國金融監管理念不斷更新并逐步向國際慣例進行接軌的過程。

（二）在制度安排上，要求正確處理分業與創新的矛盾。在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分業經營下的分業監管制度，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各司其職，分別對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實施監管。這一體制盡管符合我國金融發展現狀，幾年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由于國外銀行、保險、證券三業的界線逐漸模糊，金融創新日益多元化、綜合化，外資金融機構全方位一攬子業務服務制度將對我國金融業現行的單一服務方式帶來強烈沖擊。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監管當局轉變觀念，加強協調與合作，在現有的體制下適時調整監管方法和思路，積極尋求現有金融法律、法規的支持，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基礎上采取更加靈活的措施，以監管創新促進金融創新，正確好處理分業與創新之間的矛盾。

（三）在手段運用上，要求朝多元化、現代化的方向邁進。從國外來看，西方國家監管當局越來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等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目前基本實現了多種監管手段的互補和統一。同時，為適應經濟、金融全球化和實時監控、處置風險的需要，監管當局加快了現代化的進程，建立了以網絡化、電子化為特征的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機制，降低了監管成本。在我國，金融監管手段單一，電子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到監管機構和監管機構之間、監管機構和監管對象之間、監管對象和監管對象之間信息的實時共享。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陸續進入和金融創新的縱深推進，監管當局面臨著監管對象復雜化和監管范圍擴大化兩大現實問題，因此在監管手段上必須盡快向多元化、現代化目標邁進。

（四）在隊伍建設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職業監管隊伍。一方面，基層監管機構中監管人員占比過低，且現有監管人員大多沒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統的、專業的金融理論基礎，加之難以得到充分的再深造機會，對新的金融監管理論和技術普遍缺少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不能及時地把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知識相結合，復合型監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入世后，具有豐富人力資源開發經驗的外資金融機構在將目光瞄準國內金融機構的同時，也會積極爭取監管人才的加盟。在優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訓機會，誘人的升職條件面前，現有監管人才的流失將不可避免。面對壓力，只有走國外發達國家的精英監管、專家監管之路，培養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職業監管隊伍，才能適應新的形勢發展的需要。

二、對改正我國金融監管工作的幾點政策建議

（一）更新監管理念，突出風險監管。做好金融監管工作，必須要有先進的監管理念作鋪墊。畢竟，理念是起引導作用的，理念決定觀念，觀念主導思路，思路形成對策。目前，監管當局實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監管、合規性監管，風險性監管沒有實質性進展，普遍缺乏的是安全、效率觀念，這就導致金融業整體運行效率不高，風險問題屢控難禁，層出不窮。因此，在入世的背景下，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監管理念問題，樹立起安全與競爭、效率與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確保金融穩定和安全的前提下，徹底拋棄傳統意義上的行政式的限制性監管，改進現有的合規性監管方式，進一步突出風險性監管這一重心。在制定和實施監管政策、措施的過程中，監管當局要充分考慮到其對競爭、效率和金融創新產生的影響，進而采取更加靈活的的監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斷進行監管創新，創造有利于競爭和金融創新的外部環境，達到安全與效率的最佳平衡。

與限制性監管、合規性監管不同的是，風險監管主要參照《巴塞爾協議》和《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等有關規定，關注的是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國家和轉移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等各種不同類型的風險，強調的是金融機構的內部風險管理和監管當局對金融機構風險的審慎評估，以充分發揮金融機構自身監管的能動性，提高其自身風險監控水平。在具體監管實踐中，通過實施系統性、連續性的風險監管，使監管當局能夠站在一個整體、歷史的高度，對金融機構做出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在縱向和橫向比較中發現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真正體現出監管的靈活性和前瞻性，在發展中防范和化解風險，進而實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這一終極目標。

（二）強化人本管理，堅持依法監管。應對入世，關鍵的問題在于人才。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的問題解決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監管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決策到傳達再到執行，監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復合型的監管人才。為此，監管當局必須強化人本管理理念，對現有的監管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大膽進行改革，破除“論資排輩、求全責備、求穩怕亂、瞻前顧后”的思想，樹立“任人唯賢、用人之長、重視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觀念，鼓勵人才脫穎而出，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要制訂切實可行的人才培養規劃，營造一個良好的人才培養氛圍，建立健全人才培養激勵機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訓網絡，以吸引人才、發現人才、用好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監管隊伍的整體素質，進而建立一支以精英監管、專家監管為主導的精干、高效的職業監管隊伍，適應日益復雜的金融形勢，應對入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

5年緩沖期之后，我國將取消市場準入中的非審慎性的限制措施，實行透明度原則，外資金融機構充分實現國民 待遇，這對監管當局依法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對監管當局來講，一方面，要進一步增強法治意識。通過定期舉辦培訓班、研討會等形式，組織監管人員集中學習新的監管法規和國際金融監管規則與標準等內容，增強監管人員的法治意識，牢固樹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依法監管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立法。對于與國際慣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規文件，或者法律、法規之間相互抵觸的，要毫不猶豫地清理、修訂、廢止；對于金融監管中的一些具體操作若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或者只是以部門行政文件來進行明確的，要抓緊相關法律、法規的制訂；對已出臺的金融法律、法規，抓緊制訂相應的實施細則，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解決當前金融監管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避免出現金融監管的法律真空和法律風險。

（三）改進監管方式，提升監管效率。加入WTO后，金融政策、經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要求監管當局適應新形勢，推出新舉措，解決新問題，切實提升監管效率。首先，在監管手段上，由單一走向多元。即從過去的以行政手段為主過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三者之間的協調配合，優勢互補，不斷豐富和創新監管手段。其次，在監管層次上，走科技監管之路。要加大對監管的科技投入，提高金融監管的網絡化、電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監管信息系統、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實現監管機構內部之間、監管機構和監管對象之間、監管對象之間的信息共享，避免監管時滯和高成本，確保監管質量和效率。再次，在成效檢驗 上，建立監管指標的考評機制。要根據各金融機構的不同特點，制定銀行、保險、證券業量化指標，從風險監控、效益性管理、經營業績等多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量化指標與考評機制，并將考評結果向社會公布，提高金融業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此外，在監管方式上，注重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的協調統一。在改進和提高現場監管的效能上，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以風險性監管為主題，同時借助外部審計師、外部會計師、律師和外部評級機構等中介力量，對有問題的機構進行重點監管，確保問題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在完善非現場監督體系方面，既要堅持審慎性會計原則，更要做到謹慎原則與彈性原則、合規性指標與風險性指標相結合，通過對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率、大額單筆貸款風險、外匯風險等重要指標設置一個合理的監管指導線（最低比率），對金融機構實行并表監管、資本控制與風險處置等措施，充分發揮非現場監管的早期風險監測、識別和預警功能。

篇5

關鍵詞:金融效率;綜合指標;格蘭杰檢驗

近年來,在上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經驗性研究的啟發下,不少中國學者借鑒相關的思路與指標、運用計量經濟學手段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經驗研究。由于在金融發展的指標(尤其是金融效率指標)選取上存在差異,導致結論大相徑庭。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已有的代表性結論有: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的擴張而實現的,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來實現的(曹嘯、吳軍,2002);金融中介效率對經濟增長,以及金融中介發展規模對經濟增長存在單方向上的因果關系(李廣眾,王美今,2003);中國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同時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王志強、孫綱,2003)。曹嘯與吳軍的文章中并沒有提取金融效率指標,其結論只是一種推斷,而其他兩篇文章在實證研究多借鑒金融發展理論代表人物萊文等人的研究,選取的金融效率指標為單指標,即分別采用SLR(儲貸比率)指標與PRI(私企信貸占比),顯然,以單指標來代表中國金融效率是不全面的。本文在金融效率觀下,給出了更為合理的金融效率綜合指標,在此基礎上,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再檢驗,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澄清,進而為中國效率型金融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一、新金融效率觀與金融效率的估算

1?新金融效率觀。

金融效率是金融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但卻被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所忽視。金融結構論(戈德史密斯,1969)將金融結構簡單等同于金融發展;金融深化論(麥金農與肖,1973)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對應帕累托有效,由此得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建議也在實踐中屢屢受挫;1990年代金融發展的經驗研究對金融效率僅作簡化處理,即分別采用上文提及的SLR與PRI等單指標代表金融效率。

通過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與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深刻反思,白欽先(1998)認識到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的不符,率先揭示出金融的資源屬性,進而提出了金融資源論。金融資源論通過揭示出金融的資源屬性,賦予了全新的金融效率觀。金融效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是金融質和量的統一;金融發展的關鍵在于金融質的提高,合理地開發、利用和配置金融資源,同時注重作為資源配置手段和機制的金融整體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理論中的核心地位凸顯無疑。

由于宏觀金融效率強調動態性和金融功能(主要指金融資源配置功能),與單一關注盈利性與靜態性的微觀金融效率相比更為重要,因此,宏觀金融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應予以重點研究的對象。宏觀金融效率是一優化問題:由金融結構、金融運行機制與金融環境共同決定(約束條件);目標是金融發展,及以此促進的經濟增長。宏觀金融效率以微觀金融效率為基礎,是金融功能(可視為一種能力)的演進與實現程度。借助修正的內生增長模型,宏觀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以下簡稱為金融效率)是金融(儲蓄)資源的利用能力、金融資源的企業選擇能力、金融資源轉化為資本后的產業與地區選擇能力這三種能力的綜合。

2?內生增長模型的修正與金融效率的估算。

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過程中,經濟增長理論的推動功不可沒,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最新進展——內生增長理論對金融發展理論及金融效率研究具有重大的啟示。借助內生增長模型可理解金融作用于經濟的內生機制及金融資源的配置渠道。

內生增長模型(以AK模型為例)可表述為:

g=Aφs-δ(1)

其中,g:經濟增長率;?:儲蓄被轉化為投資的比例

A:資本的邊際社會生產率;s:儲蓄率;δ:折舊率

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即金融資源配置的三個渠道是:

①金融發展改變儲蓄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②金融發展會使得更高比例的儲蓄被轉化為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③金融發展使得資本配置效率提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亞珀利和帕加諾(Jappelli & Pagano,1994)指出金融自由化通過緩解和消除家庭的流動性抑制,可能減少儲蓄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德格雷戈諾(DeGregono,1994)則指出,如果家庭的借款被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情況正相反。如果同時考慮上述兩方面的影響,結論將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應重點考察金融發展的后兩個促進經濟增長的渠道。

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后兩個渠道實際反映了金融資源配置的二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價格等機制將金融資源轉移至資金的需要者手中;第二階段,資金需求者將獲得的貨幣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投入實際生產過程,創造有效產出。需要強調的是,在轉軌與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一典型的代表)中,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效率不同,故應對AK模型進行修正,即在上述金融資源配置的兩個階段中間,考察資金獲得者——企業的類型。因此,本文借助修正的AK模型,從金融(儲蓄)資源的利用能力、金融資源的企業選擇能力、金融資源轉化為資本后的產業與地區選擇能力這三種能力來綜合考察與估算金融效率,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儲蓄投資轉化率(SLR)是描述金融(儲蓄)資源利用能力的有效指標。中國近年來越來越大的存差表明中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低下,但儲蓄投資轉化率只反映了金融資源配置的一個環節,且由于對中國存差產生的原因存在一定的爭論,因此,單獨使用此指標來代表金融效率是不全面的(圖1中國時間序列的SLR曲線單調下降,這與中國實際金融效率并不十分吻合)。

其二,在中國這一轉軌與發展中國家中,私企普遍比國企效率高,但獲得了較少的金融資源支持,私企獲得的信貸占比(PRI)是描述金融資源企業選擇能力的有效指標。與SLR指標一樣,私企獲得的信貸占比只反映了金融資源配置的一個環節,且除金融效率之外,私企獲得的信貸占比還受其他因素(如所有制歧視)的影響,因此,同樣不宜單獨使用此指標來代表金融效率(圖2中國時間序列的PRI曲線單調上升,這與中國實際金融效率亦存在出入)。

其三,伍格勒(Wurgler,2000)認為,金融的基本功能是實現資本的優化配置,金融發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應該主要用資本配置效率這一指標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著資本流入高資本回報率的產業或地區,流出低資本回報率的產業或地區。從這一思路出發,伍格勒提出資本配置效率(E(I,GDP))可以用資本關于GDP變化的彈性來表示,并提出測度資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從產業角度考察了65個國家的資本配置效率,發現發達國家的資本配置效率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韓立巖等(2002)借鑒伍格勒資本配置效率的思路與方法,通過對中國工業部門39個行業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得出中國的資本配置效率處在低水平的結論。潘文卿和張偉(2003)參考伍格勒的理論,對中國28個省區的資本配置效率與金融發展的相關性進行了計量分析。

我們認為,資本配置效率(E(I,GDP))指標是描述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容忽視的重要指標;金融效率是一綜合指標,是對金融資源配置各環節的綜合考察,應涵蓋儲蓄投資轉化率(SLR)、私人企業的信貸占比(PRI)與資本配置效率(E(I,GDP))(中國資本配置效率數據來源于潘文卿等人的研究成果)三個指標。為此,本文以儲蓄投資轉化率(SLR)、私人企業獲得的信貸占比(PRI)與資本配置效率(E(I,GDP))三個指標的乘積作為金融效率值,中國金融效率(1979—2003)(圖4)是在圖1～3基礎上的加總與延伸。圖4表明,1979—2003年中國金融效率總體偏低,并經歷了兩次低點:1989年及其后幾年中國金融的大調整與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后造成的極大金融沖擊,這與中國實際金融運行情況相符。

二、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再檢驗

1?指標選取與數據。

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金融仍為財政的附屬,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效率無從談起,因此,始以1979年、延伸至2003年來考究中國宏觀金融效率是合適的。至于中國金融發展的規模、結構指標則可參見相關研究的指標與度量,經濟增長指標以實際人均GDP的自然對數LYP表示,投資增長率INV(固定資產投資存量)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的數據是年度數據,樣本期間為1979年～2003年,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以及相關研究公開的數據。

2?計量檢驗方法。

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分析,本文選擇在多變量VAR系統中進行。若VAR模型中的非平穩變量存在協整關系,我們就可以在VAR模型基礎上經過協整變換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表示如下:

其中:X=(LYPt,FIRt,STRUCt,EFFIt,INVt)表示由5個變量構成的系統向量;Ai表示系數矩陣;α表示誤差修正項的系數向量;β表示協整向量;β′Xt-1表示誤差修正項。

由于協調關系只能說明變量之間的長期相關性,但不能具體指出何為因、何為果,因此,一般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3?各變量數據水平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

各變量數據水平的平穩性檢驗是考察變量是否具時間趨勢,進而確定是否有必要采用協整分析方法。本文對變量的數據生成過程(DGP)是否平穩的單位根檢驗方法主要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與PP(PhiIips—Perron)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注:(1)從經濟意義出發,對變量的檢驗方程中分別采用了包括了截距和趨勢項、包括截距以及不包括二者三種情況進行,因此其臨界值也有所不同;(2)以上提供的是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3)加**表示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單位根檢驗。

由表1的分析結果可知,本文計算所涉及的對數形式的增長指標與金融發展變量均是I(1)過程的非平穩變量,對其相關性一般采用協調檢驗檢驗上述變量的相關性。

4?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整關系分析。

表2給出了FIR、STRUC、EFFI與LYP組成的四變量系統的協整關系下的Johansen檢驗,結果表明LYP、EFFI、FIR、STRUC之間確實存在協整關系,具有一個協整方程。

考慮一個協整關系假定下的經過標準化的協整系數,見表3。

將協整關系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

VECM=LYP-0?13EFFI+0?76FIR-0?17STRUC+1?73

上式反映了經濟增長、金融效率、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四個時間序列之間的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由于協調關系只能說明變量之間至少存在單向因果關系,但不能具體指出何為因、何為果,因此,有必要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行進一步分析。

5?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從表4中的P值可以看出,金融規模與經濟增長有雙向的Grange因果關系、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有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金融規模是金融結構的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其余變量之間沒有Granger因果關系。

表示拒絕零假設錯誤的概率小于5%,即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認為前一個變量是后一個變量的格蘭杰成因。

6?分析。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①中國金融規模及金融結構均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金融規模增加1%,經濟增長提高約0?76%;

②中國金融規模是金融結構的原因,中國金融結構很不合理,對經濟增長有負作用;

③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及金融規模、結構之間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實證結果與已有的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檢驗都不相同;盡管部分支持了曹嘯與吳軍的結論,但曹嘯與吳軍的文章中并沒有提取金融效率指標,其結論只是一種推斷。由于采用更為合理全面的金融效率考察與估算體系,本文的檢驗結論更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