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的基本理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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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基本樂理教學 理解 記憶 方法

眾所周知，基本樂理課程是音樂理論學科的基礎課程，也是音樂入門的必修課程之一，其作為一門系統講授音樂理論的課程，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和形成階段，具有豐富的課程內容。而面對這樣一門音樂基礎課程，很多學校學生的學習現狀卻并不是那么樂觀，通常表現為對樂理的記憶困難、思維混亂以及容易遺忘等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也是困擾很多樂理教師的問題。因此，如何才能在基本的樂理課程教學中，讓學生不必花費太大的精力，而又能夠獲得豐富的樂理知識，取得最佳的記憶效果，以最終達到提高學習效率的目的，正是本文即將探討的內容。

一、基本樂理教學中常見的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

當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學校中接受音樂教育的學生人數也在不斷增多，而隨著學生之間基本樂理知識水平的差異化進一步提高，就更需要教師在基本樂理教學課堂中運用有效的方法使其快速理解。當然，不同的教師都有著不同的基本樂理理解與記憶方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筆者通過對多個基本樂理課堂教學中的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進行調研后發現，其中最為有效的方法無外乎是口訣方法、游戲方法以及圖表方法三種。首先，口訣法即是把理解和記憶基本樂理的方法編成口訣，利用押韻等特點來達到快速理解和記憶的效果。游戲法在基本樂理教學中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其能夠通過在教學中以游戲的方式幫助學習者快速理解和記憶基本樂理知識。而圖表法就是利用圖表來快速理解和記憶基本樂理，該種方法有著清晰、直觀的感覺，目前在基本樂理課程教學中的運用范圍也是比較廣泛的。

二、基本樂理教學中常見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的運用

（一）口訣方法的運用

對于基本樂理教學中運用的口訣方法來說，其主要是將基本樂理內容編成押韻的口訣，這些口訣的編制和實踐有著緊密的聯系，需要從實踐中進行提取，在提取歸納時還需要找到貼切的字詞準確表達意思并達到押韻。可見，該種方法對歸納者的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比如：在學習《音程、和弦基本樂理教學記憶術――樂理教學記憶秘笈之二》時，有學者就將介紹音程及和弦協和性規律時其歸納為“純一純八極協和，純四純五全融合；大小三六能湊合，大小二七動干戈。”明顯可以看出，通過該種總結，僅僅需要簡短的幾句話，便讓我們很輕易地對極完全協和、完全協和、不完全協和與不協和音程進行了牢固的記憶。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教師需要時刻留意對基本樂理知識的口訣歸納與總結，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能夠快速理解還能快速記憶。

（二）游戲方法的運用

在上文中已經論述，游戲方法在基本樂理教學中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其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能夠將枯燥的學習“寓教于樂”，讓學生在玩耍中掌握學習知識，并能牢牢地記住。比如：在學習基本樂理課程中“音名與唱名”時，教師可以發動學生做出14張卡片，并將選出來的14名學生按照每組7人分成兩組，其中一組人手拿著一個音名，另一組人手拿著一個唱名，讓他們通過某種游戲的方式找到各自對應的音名或唱名。通過一通游戲玩下來之后，學生也能夠充分掌握了同一音級有音名和唱名兩種記法，從而讓他們能夠真正在游戲中快速理解和記憶樂理知識。

（三）圖表方法的運用

在基本樂理課程教學中運用圖表的方法，最為直接的效果便是清晰、直觀，而且學生最為容易接受，在目前的教學過程中應用最為廣泛，而且取得的教學效果也是最為明顯的。比如在對基本樂理教學中的“自然音程與變化音程”的內容進行講解時，為了能夠讓學生可以快速理解和記憶度數相同而音數不同的各種音程相互關系，可以向他們展示下圖：

可見，通過把這些音程簡要列出后只要將圖中括號內的文字提醒學生，也即是讓學生真正理解和明白了相鄰兩種音程間的關系為半音，向左為減少半音，向右為增加半音，就達到了相應的教學目的，取得了教學效果。

三、結語

總之，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傳統的“口傳心授”教學方法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教學的需要，但是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還是能夠在基本樂理課程教學這門基本的音樂理論課程中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有效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的運用，再加上教師的總結、引領，一定能夠使學生的聲樂知識得到不斷的豐富，并在日常學習中形成一種理念和思維上的正確導向。

參考文獻：

[1]姜秦豐.談樂理教學中的“舉一反三”[J].陜西教育（高教版），2013，（Z1）.

[2]李金玲.淺論基本樂理教學中調式調性的分析方法[J].音樂時空，2013，（08）.

篇3

關鍵詞： 《高等教育哲學》 “高深學問” “以人為本”

一

“高深學問”貫穿于《高等教育哲學》一書的始終，并圍繞“高深學問”形成一種嚴密的邏輯體系。布魯貝克立足于“高深學問”這一基點，提出：“在二十世紀，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強調認識論的人趨向于把“閑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識作為目的。然而，這種對知識的探究不僅是閑逸的好奇了，只有越來越精確地知識驗證才能使人們得到滿足。高深學問忠實于真理，不僅要求絕對忠實于客觀事實，而且要盡量做到理論簡潔、解釋有力、概念文雅、邏輯嚴密。真理能夠站得住腳的標準是它的客觀性或獨立性、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來自于德國大學所稱的價值自由，教授們依據這一原則力求得出“不受價值影響”的結論，盡力排除所有的感彩［1］。強調政治論的人則認為探求深奧的知識不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因為它對國家有著深遠的影響，即政治論哲學強調“政治目標”和“為國家服務”，這兩種哲學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沖突不斷，或此消彼長或“并駕齊驅”［2］。

二

盡管這兩種教育哲學觀在對高等教育的認識上大相徑庭，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忽視高等教育對人的全面發展的培養作用，遠離了教育最根本的對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價值和道德領域。這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長遠的責任意識。這種對人的忽視，并不是說高等教育完全不重視人，而是說它所重視的是“經濟人”、“政治人”，卻不是“完整的人”和“全面發展的人”。高等教育要超越社會現實文化，為現代化進行價值定向，根本的還是取決于高等教育能否超越自身，追尋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質和本體價值，使高等教育真正是屬于人的教育，是使人成為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教育［3］。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是生命存在物，但人的生命存在和動物的生命存在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4］“人是一種雙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價值生命，是自然生命與價值生命的統一體。”人的價值生命的獲得，不能通過基因遺傳，而是通過社會遺傳、文化遺傳。而社會、文化的遺傳是由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來完成的。康德在其著作《論教育》中寫道：“動物終身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為教育而成為人，發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這種生命特性在高等教育階段表現得尤為突出。高等教育的主體是有一定思想，并已形成一定價值觀的人，高等教育給予他們的將是一種和他們未來生活一體的、內在的東西，是在普通教育基礎上的對生命的一種更高程度和層次的提高，是生命的一種升華，是獲得超自然價值生命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幾點只在于生命本身，因生命而發生，生命才是高等教育的“家”。高等教育當以人的生命為基點來展開，任何偏離這個基點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是多教育的異化。

高等教育因人的生命而發生，離開了生命及其活動，就沒有了教育。人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中，體現自己的生命，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理解生命的內涵，尊重生命的邏輯，傾聽生命的律動，不斷地創造條件，促進生命的發展，提升生命的意義，增大生命的價值，創造新的精神生命。高等教育關注的就是人的這種自我創生的超越性發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應然”為理由的不斷超越的過程，是生命自組織的過程。作為人的生命存在的高等教育從各個方面充分印證和展示了人的生命特性。所以，只有把追求自由、幸福、公平和生命質量的不斷提高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動力［5］。

三

理解高等教育，不能離開生命，不能離開人。高等教育對人的發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立足于人生命的視角，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命特性和教育的關系決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基礎［6］。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西方人本主義哲學思潮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流派。存在主義高等教育哲學關注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注重現實人生。存在主義教育觀強調教育要以人為本，以關注人的存在為邏輯起點；強調人的自我實現，強調學生在教育的幫助指導下自由、有選擇、負責任地成為自由的人，以實現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波爾諾夫、尼采、薩特等。雅斯貝爾斯認為，人的存在時一切存在的出發點。他說：“所謂教育，不過是對人的主體間靈肉的交流活動，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下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并啟迪其自由天性。”西方高等教育有著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傳統，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闡發過大學教育的人文理念。

教育作為培養人的活動，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又服務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發點又是教育的歸屬。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為核心。教育的本體是人的生命存在。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的一種類型，是從后者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分離出來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無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為了人生命的存在，這種生命存在表現為人的自由、自在、自為的和諧發展。這是人本主義哲學的主要思想，這種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發展。高等教育本體論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是一種哲學的表達。它關注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因而注重實現人生的人本論哲學史高等教育哲學的另一種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學的人本論思想并沒有因為政治論或認識論的彰顯而湮滅。它作為一種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學觀仍然深刻地影響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實踐。從亞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紐曼的自由教育觀，再到《耶魯報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閃耀著人本論的光輝。從美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四十至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后期這三次通識教育運動來看,人本論思想對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國,“大學本科的教育則始終相信應該以培養具有廣闊的文化意識與修養的人才為目的”。盡管通識教育與自由教育存在著不同之處,通識教育的發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識教育已經成為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重要內容,是二十世紀美國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題。因此,忽視人本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觀對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響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6］。

四

高等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對人的關懷和塑造，促進人的全面和諧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才能真正實現探索高深學問、促進政治文明、提高經濟效益的高等教育功能。這就意味著必須自覺地重新思考和認識高頓成教育價值觀上可能有的偏頗和片面化，平衡地看待經濟成就、民主和公民意識、生活的自主豁達等重要的人生目標，力求使自己平衡全面地獲得所有這些人生意義的取向。因此，現代高等教育哲學應“以人為本”，即不僅要始終關注當代大學生當下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且要關注其未來發展潛力。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做到“人文見長”，亦即培養的學生，既要有謀生技能，又要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懂得何以為人，為何而生。總之，哲學為學，現實為實，哲學與現實總存在差距，教育則是解決二者難題的方法。只有當魅力的教育與智慧的人結合時，教育才會更具魅力，人才會更加智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將人具體地塑造成某種工具，而是使人成為存在的人、不斷發展和超越的人。高等教育要引導人走出自我中心和欲望的藩籬，將他們的興趣引向更寬廣的社會、生活和創造的領域。因此，高等教育哲學應“以人為本”［8］。

參考文獻：

［1］姜國鈞.《高等教育哲學》鏡詮［J］.大學教育科學，2009，（06）.

［2］約翰?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李仙飛.再論高等教育哲學以何為本――基于高等教育哲學“內在緊張”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8，（02）.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6］［8］郭芳芳.高等教育哲學應走向人――對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觀的質疑［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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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學；辨證論治；唯物主義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基本理論形成于秦漢時期，是歷代中國人與疾病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為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但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中醫本來的診治疾病病種及就診人群逐漸被“蠶食”，中醫原有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那么中醫學如何應對目前既成事實的局面？中醫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都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從中醫學現在所處的境遇分析，發展要重于繼承，在發展中求生存，本文試圖從中醫學亟待發展的幾個領域談談筆者的一點點薄見，以飧同仁。

1中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亟待性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基石是《黃帝內經》，其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療成就和醫療經驗，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中醫學典籍，盡管距今歷時近兩千年，其基本理論對當今中醫學的發展仍舊起重要的指導和導向作用，其吸納了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哲學、天文、地理、歷法、氣象等多方面科學成就，漸漸形成了以“五臟”為中心，以氣血為物質基礎，以經絡溝通內外，配以六腑、形體諸竅，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輔以“天人相應”，“自身統一”的辨證法思想，來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同時突兀“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體系，其理論博大精深，堪為當時的醫學奇跡。后世中醫學臨床實踐證明，《黃帝內經》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就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來講具有一定的超前意義，其間活人無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

但中醫學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影響，以“陰陽學說”來概括世界上萬事萬物（包括人體）矛盾雙方的對立，以“五行學說”來闡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關系，進而拓展到人體的“五臟”“六腑”“五官”、形體、情志等的關系，因而在思維邏輯上難以擺脫表面性、直觀性、機械性和猜測性，并且對人體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變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和隨意化，同時理論又抽象、晦澀，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稱“華蓋之臟”，那么就有了“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的“肺為首當其沖”之說；又因肺葉嬌嫩，不耐寒熱，故易被外邪侵襲，故肺又為“嬌臟”，至于肺葉何以“嬌嫩”的更深層次原因則無以說明。再者，如果對只有大腦才有情志活動這個常識不曾持否定意見的話，那么肝、心、脾、肺、腎的在志歸屬分別為怒、喜、思、悲、恐的觀點，就不能不讓當代之人費解不已。中醫學對很多組織、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為六腑之一，對于它的位置張介賓在《類經·藏象類》中是這樣定義的：“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這種定義未免有些牽強。又如，最具中醫學特色的經絡理論，它是人體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質實體至今無從定論，盡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達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為藉口，但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表明中醫學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測性之所在。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發展都是建立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之上，從那時至明清時期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應該承認中醫學理論一直在逐漸發展和完善，其間著名醫者層出不窮，醫學典籍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從本質上講中醫學基本理論仍未從根本上突破《內經》范疇。真理是絕對的，但也是相對的、發展的，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中醫學亦然。畢竟《黃帝內經》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色彩，那么時至21世紀的今天應該對中醫基本理論的繼承采取“揚棄”的態度，只有如此中醫學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2中醫診斷手段的局限性

中醫學診斷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聞、問、切”，簡稱“四診”，就是通過醫生的感覺系統來察知就診者的正常和異常表現，收集病情資料，通過醫生的理論知識和經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中醫學辨證思維的運用，獲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等材料，力求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給出正確診斷，其診斷疾病的重要理論支撐就是“司外揣內”“見微知著”“知常衡變”。“司外揣內”就是通過審察患者外部的表現來推測機體內在的病變，此與現行的控制論、信息論、“黑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論；“知常衡變”也是現代哲學認識事物及現代醫學診斷鑒別疾病常用方法。同時，中醫學在疾病診斷過程中重視整體審察，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資料強調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重視諸多外在表現在反應疾病內在本質的作用和地位，綜合權衡，防止以面蓋全；疾病診斷力求“病癥結合”，既注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又不忽視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過程特點和規律。因此，中醫學在病情資料的采集及診斷思維過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資料的客觀性（依賴患者的客觀表現）、思維邏輯的合理性、診斷結果的正確性等等積極因素，這正是中醫學歷經兩千余年一直被視為人類健康保護神的有力保證。

盡管中醫診與斷的科學性毋容質疑，但其局限性也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而日益凸顯。首先中醫診斷學診斷手段的落后性。中醫學自其誕生之日至今的漫長歲月里，診斷手段幾乎無任何革命性變化，即望、聞、問、切。在科學發展仍處于落后、萌芽時期的古代，用望、聞、問、切尚可理解，且在當時應該說尚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在科學已日新月異的今天，中醫病情資料的采集手段還墨守陳規、對現在科學技術發展仍無動于衷，仿佛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與科學同步，勢必被科學所淘汰；可作對比的現在醫學主流――西醫，在其發展之初，醫生耳朵貼近患者皮膚來了解患者體內的聲音的變化，接著改良為聽筒、聽診器，乃至發展為X線透視、CT、核磁共振等技術的應用，可見西醫的診斷技術緊緊跟隨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術手段來延伸醫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醫隨著科學技術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醫診療手段與其產生發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相比之下的中醫，仿佛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充耳不聞”，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凈土”，因此其診斷手段自其始至今無突破性進展，那么其相對于西醫的落后就不足為怪了。

此外，中醫以“四診”為主要手段的“診”法，以中醫辨證思維為邏輯方式的“斷”法具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中醫診斷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石就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表明中醫診斷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臨床表現而揣摩機體內部病變的本質。“望、聞、問、切”四種診法其實質就是通過醫生的感官系統去體會疾病的外在表現，那么感覺器官對疾病外在表現的感受往往因人而異，醫生的心態、臨床經驗、身體健康狀況、感覺的偏差、環境變化等等不確定的因素均可影響，因此在這么多的不確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資料很難確保是基于客觀、疾病本質的檢查所得。而且，中醫學的“斷”就是在中醫邏輯思維的指導下的“辨證”，寓于其中的主導因素仍難以擺脫主觀因素的羈絆，也就是說中醫學整個診斷過程過多地依賴人的主觀思維活動，而客觀因素的制約度很少，其結果勢必導致主觀臆斷的可能性增加。

給疾病診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質，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治療方案，但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往往也過于表面化、膚淺化。因為其診斷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個臨床癥狀或病位，如水腫、內傷發熱、癃閉、眩暈、黃疸、泄瀉、不寐、肺癰、心悸、腹痛、胃痛、頭痛等等，故此這些診斷很難反映疾病的本質，因而對制定治療方案沒有太大的指導意義，因此中醫學就有“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個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療方案，那么這樣的診斷還有多大的價值？

3中醫治療措施的保守性

中醫學的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證基礎之上，其治法涵蓋“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種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對于具體方藥講究“君、臣、佐、使”，既可針對主證進行治療，同時又兼顧次要表現或兼證，并且在同一方劑中可以運用藥性完全相反的藥物，達到“佐制”作用，這是西醫治療難以想象的，正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使得中醫藥有時產生不可思議的療效，治愈了許多西醫界頗感棘手的疾病，這也是中醫藥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佐證。而且，中醫藥還有一個重大優勢就是中藥（除少數外）基本都是天然藥物，副作用少，這也是中醫藥為許多患者青睞的重要原因。

中藥不是一點毒性都沒有，這個觀點慢慢為醫患雙方所共識，但比起化學藥物，其毒副作用相對要小得多（少數劇毒中藥除外），因而中藥比西藥要更安全，除了中醫藥可靠的療效外，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優勢，中醫藥是許多患者就診的重要選擇。但中藥湯劑入口太苦，使許多患者望而卻步，尤其是年輕患者，雖然中藥劑型還包括片劑、針劑等等，可目前中藥主要給藥途徑仍就是湯劑，這也是中醫藥就診人群逐漸縮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藥方劑劑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市場上能購得的中藥丸劑、片劑、膏劑、散劑、丹劑、針劑等也不少，但仍沒有形成中藥給藥的主流，而且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另一方面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中藥丸、片、針劑更是鳳毛麟角，嚴重影響中醫藥行業的國際化進程。

眾所周知，與西醫比較中醫藥在治療急性疾病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藥可選擇針劑太少，因為水針劑在體內作用時間要比口服藥要快，口服藥通過胃腸道的吸收、肝臟首過作用，達到血液循環至少需要20min的時間，而且中藥的煎煮又要耗費一定的時間，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療往往是爭分奪秒，20min或更多時間的耗費往往為病情不能容許；另一方面，中藥方劑所含成分復雜，因而作用效果較為廣泛，所以又被稱為中藥的“散彈效應”，但“散彈效應”帶來負面代價就是疾病治療的針對性不強，中醫藥理論中本來就有“力專則效洪”的說法，作用面廣泛就無異于“無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藥方劑作用“靶點”的準確性和縮短單次用藥的起效時間，是中醫藥治療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針。

4中醫人要迫切加強創新思維

縱觀中醫藥兩千來的發展歷程，中醫藥一直沒有擺脫《內經》的思維模式。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到質變、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現代科學知識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勢發展，人們形容為“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而中醫藥的發展似乎永遠處于“量變”之中，而且這種量變的步伐過于緩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醫人思想觀念的保守性、封閉性、排他性。

中醫藥的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擺正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沒有繼承的創新中醫學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導致中醫的滅亡；但沒有創新的繼承中醫學就會固步自封、泥古復古，知識漸老，最后為時代所淘汰，漸漸消亡。因此，中醫學的發展之路在于繼承和創新雙管齊下，缺一不可，但從目前中醫的發展來看，是創新不足，繼承有余。其實中醫學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傳統，太注重經典及考證，如《內經》《傷寒論》等的注者達數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學術淵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漢代醫學宗師張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至今為許多中醫人視為座右銘，因而絕大多數歷代中醫人對于“古訓”，敬若天命而不敢輕易“篡改”，現在依然。目前，在中醫論文或理論探討文章中，動輒“《內經》云……”或“仲景云……”等，從古代醫家古籍中尋章擇句，斷章取義，尋求理論依據，仿佛《內經》就是終極真理，與《內經》不同“政見者”，就值得懷疑或否定。“中醫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辦；西醫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進展”［1］，這句話是目前中西醫思維最大不同之處，也是西醫逐漸“蠶食”中醫就診人群和治療病種的重要原因。

現在又有人倡議加強中醫學人文因素的研究。誠然，中醫學的起源和發展與中國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醫學是在悠悠數千年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來的，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醫學的人文因素對于揭示中醫學的發展規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如果把中醫學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無異議的話，那么其發展就應該遵從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單從中醫學文化層面去咀嚼、挖掘，很難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醫學的“突破”來；另一方面，中醫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課題、新思路，自古有之，從某個角度說中醫學發展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史，多少年來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夠透徹、夠詳盡了，還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陸”？

以上是筆者對中醫發展存在問題的一點點拙見，但不意味著否定中醫，中醫有中醫的優勢，西醫有西醫的局限性，提出中醫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醫能更好更快地發展。總之，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只有不斷的創新、發展，才能漸近完善，西醫亦然，中醫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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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門科學在發展進程中都存在繼承和發展兩個方面的因素，但對于中醫學來說似乎發展顯得尤為迫切，文章就目前中醫學哪些方面存在不足而需要發展談談一些看法。

【關鍵詞】 中醫學； 辨證論治； 唯物主義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基本理論形成于秦漢時期，是歷代中國人與疾病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為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但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中醫本來的診治疾病病種及就診人群逐漸被“蠶食”，中醫原有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那么中醫學如何應對目前既成事實的局面？中醫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都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從中醫學現在所處的境遇分析，發展要重于繼承，在發展中求生存，本文試圖從中醫學亟待發展的幾個領域談談筆者的一點點薄見，以飧同仁。

1 中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亟待性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基石是《黃帝內經》，其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療成就和醫療經驗，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中醫學典籍，盡管距今歷時近兩千年，其基本理論對當今中醫學的發展仍舊起重要的指導和導向作用，其吸納了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哲學、天文、地理、歷法、氣象等多方面科學成就，漸漸形成了以“五臟”為中心，以氣血為物質基礎，以經絡溝通內外，配以六腑、形體諸竅，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輔以“天人相應”，“自身統一”的辨證法思想，來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同時突兀“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體系，其理論博大精深，堪為當時的醫學奇跡。后世中醫學臨床實踐證明，《黃帝內經》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就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來講具有一定的超前意義，其間活人無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

但中醫學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影響，以“陰陽學說”來概括世界上萬事萬物（包括人體）矛盾雙方的對立，以“五行學說”來闡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關系，進而拓展到人體的“五臟”“六腑”“五官”、形體、情志等的關系，因而在思維邏輯上難以擺脫表面性、直觀性、機械性和猜測性，并且對人體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變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和隨意化，同時理論又抽象、晦澀，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稱“華蓋之臟”，那么就有了“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的“肺為首當其沖”之說；又因肺葉嬌嫩，不耐寒熱，故易被外邪侵襲，故肺又為“嬌臟”，至于肺葉何以“嬌嫩”的更深層次原因則無以說明。再者，如果對只有大腦才有情志活動這個常識不曾持否定意見的話，那么肝、心、脾、肺、腎的在志歸屬分別為怒、喜、思、悲、恐的觀點，就不能不讓當代之人費解不已。中醫學對很多組織、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為六腑之一，對于它的位置張介賓在《類經·藏象類》中是這樣定義的：“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這種定義未免有些牽強。又如，最具中醫學特色的經絡理論，它是人體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質實體至今無從定論，盡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達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為藉口，但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表明中醫學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測性之所在。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發展都是建立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之上，從那時至明清時期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應該承認中醫學理論一直在逐漸發展和完善，其間著名醫者層出不窮，醫學典籍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從本質上講中醫學基本理論仍未從根本上突破《內經》范疇。真理是絕對的，但也是相對的、發展的，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中醫學亦然。畢竟《黃帝內經》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色彩，那么時至21世紀的今天應該對中醫基本理論的繼承采取“揚棄”的態度，只有如此中醫學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2 中醫診斷手段的局限性

中醫學診斷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聞、問、切”，簡稱“四診”，就是通過醫生的感覺系統來察知就診者的正常和異常表現，收集病情資料，通過醫生的理論知識和經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中醫學辨證思維的運用，獲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等材料，力求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給出正確診斷，其診斷疾病的重要理論支撐就是“司外揣內”“見微知著”“知常衡變”。“司外揣內”就是通過審察患者外部的表現來推測機體內在的病變，此與現行的控制論、信息論、“黑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論；“知常衡變”也是現代哲學認識事物及現代醫學診斷鑒別疾病常用方法。同時，中醫學在疾病診斷過程中重視整體審察，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資料強調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重視諸多外在表現在反應疾病內在本質的作用和地位，綜合權衡，防止以面蓋全；疾病診斷力求“病癥結合”，既注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又不忽視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過程特點和規律。因此，中醫學在病情資料的采集及診斷思維過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資料的客觀性（依賴患者的客觀表現）、思維邏輯的合理性、診斷結果的正確性等等積極因素，這正是中醫學歷經兩千余年一直被視為人類健康保護神的有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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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中醫診與斷的科學性毋容質疑，但其局限性也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而日益凸顯。首先中醫診斷學診斷手段的落后性。中醫學自其誕生之日至今的漫長歲月里，診斷手段幾乎無任何革命性變化，即望、聞、問、切。在科學發展仍處于落后、萌芽時期的古代，用望、聞、問、切尚可理解，且在當時應該說尚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在科學已日新月異的今天，中醫病情資料的采集手段還墨守陳規、對現在科學技術發展仍無動于衷，仿佛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與科學同步，勢必被科學所淘汰；可作對比的現在醫學主流――西醫，在其發展之初，醫生耳朵貼近患者皮膚來了解患者體內的聲音的變化，接著改良為聽筒、聽診器，乃至發展為X線透視、CT、核磁共振等技術的應用，可見西醫的診斷技術緊緊跟隨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術手段來延伸醫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醫隨著科學技術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醫診療手段與其產生發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相比之下的中醫，仿佛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充耳不聞”，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凈土”，因此其診斷手段自其始至今無突破性進展，那么其相對于西醫的落后就不足為怪了。

此外，中醫以“四診”為主要手段的“診”法，以中醫辨證思維為邏輯方式的“斷”法具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中醫診斷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石就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表明中醫診斷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臨床表現而揣摩機體內部病變的本質。“望、聞、問、切”四種診法其實質就是通過醫生的感官系統去體會疾病的外在表現，那么感覺器官對疾病外在表現的感受往往因人而異，醫生的心態、臨床經驗、身體健康狀況、感覺的偏差、環境變化等等不確定的因素均可影響，因此在這么多的不確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資料很難確保是基于客觀、疾病本質的檢查所得。而且，中醫學的“斷”就是在中醫邏輯思維的指導下的“辨證”，寓于其中的主導因素仍難以擺脫主觀因素的羈絆，也就是說中醫學整個診斷過程過多地依賴人的主觀思維活動，而客觀因素的制約度很少，其結果勢必導致主觀臆斷的可能性增加。

給疾病診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質，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治療方案，但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往往也過于表面化、膚淺化。因為其診斷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個臨床癥狀或病位，如水腫、內傷發熱、癃閉、眩暈、黃疸、泄瀉、不寐、肺癰、心悸、腹痛、胃痛、頭痛等等，故此這些診斷很難反映疾病的本質，因而對制定治療方案沒有太大的指導意義，因此中醫學就有“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個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療方案，那么這樣的診斷還有多大的價值？

3 中醫治療措施的保守性

中醫學的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證基礎之上，其治法涵蓋“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種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對于具體方藥講究“君、臣、佐、使”，既可針對主證進行治療，同時又兼顧次要表現或兼證，并且在同一方劑中可以運用藥性完全相反的藥物，達到“佐制”作用，這是西醫治療難以想象的，正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使得中醫藥有時產生不可思議的療效，治愈了許多西醫界頗感棘手的疾病，這也是中醫藥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佐證。而且，中醫藥還有一個重大優勢就是中藥（除少數外）基本都是天然藥物，副作用少，這也是中醫藥為許多患者青睞的重要原因。

中藥不是一點毒性都沒有，這個觀點慢慢為醫患雙方所共識，但比起化學藥物，其毒副作用相對要小得多（少數劇毒中藥除外），因而中藥比西藥要更安全，除了中醫藥可靠的療效外，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優勢，中醫藥是許多患者就診的重要選擇。但中藥湯劑入口太苦，使許多患者望而卻步，尤其是年輕患者，雖然中藥劑型還包括片劑、針劑等等，可目前中藥主要給藥途徑仍就是湯劑，這也是中醫藥就診人群逐漸縮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藥方劑劑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市場上能購得的中藥丸劑、片劑、膏劑、散劑、丹劑、針劑等也不少，但仍沒有形成中藥給藥的主流，而且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另一方面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中藥丸、片、針劑更是鳳毛麟角，嚴重影響中醫藥行業的國際化進程。

眾所周知，與西醫比較中醫藥在治療急性疾病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藥可選擇針劑太少，因為水針劑在體內作用時間要比口服藥要快，口服藥通過胃腸道的吸收、肝臟首過作用，達到血液循環至少需要20 min的時間，而且中藥的煎煮又要耗費一定的時間，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療往往是爭分奪秒，20 min或更多時間的耗費往往為病情不能容許；另一方面，中藥方劑所含成分復雜，因而作用效果較為廣泛，所以又被稱為中藥的“散彈效應”，但“散彈效應”帶來負面代價就是疾病治療的針對性不強，中醫藥理論中本來就有“力專則效洪”的說法，作用面廣泛就無異于“無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藥方劑作用“靶點”的準確性和縮短單次用藥的起效時間，是中醫藥治療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針。

4 中醫人要迫切加強創新思維

縱觀中醫藥兩千來的發展歷程，中醫藥一直沒有擺脫《內經》的思維模式。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到質變、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現代科學知識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勢發展，人們形容為“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而中醫藥的發展似乎永遠處于“量變”之中，而且這種量變的步伐過于緩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醫人思想觀念的保守性、封閉性、排他性。

中醫藥的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擺正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沒有繼承的創新中醫學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導致中醫的滅亡；但沒有創新的繼承中醫學就會固步自封、泥古復古，知識漸老，最后為時代所淘汰，漸漸消亡。因此，中醫學的發展之路在于繼承和創新雙管齊下，缺一不可，但從目前中醫的發展來看，是創新不足，繼承有余。其實中醫學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傳統，太注重經典及考證，如《內經》《傷寒論》等的注者達數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學術淵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漢代醫學宗師張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至今為許多中醫人視為座右銘，因而絕大多數歷代中醫人對于“古訓”，敬若天命而不敢輕易“篡改”，現在依然。目前，在中醫論文或理論探討文章中，動輒“《內經》云……”或“仲景云……”等，從古代醫家古籍中尋章擇句，斷章取義，尋求理論依據，仿佛《內經》就是終極真理，與《內經》不同“政見者”，就值得懷疑或否定。“中醫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辦；西醫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進展”［1］，這句話是目前中西醫思維最大不同之處，也是西醫逐漸“蠶食”中醫就診人群和治療病種的重要原因。

現在又有人倡議加強中醫學人文因素的研究。誠然，中醫學的起源和發展與中國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醫學是在悠悠數千年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來的，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醫學的人文因素對于揭示中醫學的發展規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如果把中醫學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無異議的話，那么其發展就應該遵從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單從中醫學文化層面去咀嚼、挖掘，很難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醫學的“突破”來；另一方面，中醫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課題、新思路，自古有之，從某個角度說中醫學發展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史，多少年來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夠透徹、夠詳盡了，還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陸”？

以上是筆者對中醫發展存在問題的一點點拙見，但不意味著否定中醫，中醫有中醫的優勢，西醫有西醫的局限性，提出中醫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醫能更好更快地發展。總之，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只有不斷的創新、發展，才能漸近完善，西醫亦然，中醫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