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轉移分析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轉移分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農業勞動力轉移資源配置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

由于的實施以及科技的進步，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使萊蕪市農村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盡管自1990年以來，農業勞動力轉移步伐明顯加快，然而其總量規模仍然居高不下，進一步轉移的壓力有增無減。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農村，將會嚴重影響農村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和非農產業，不僅有利于農業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于促進農民增收以及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也具有深遠意義。

一、農業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分析

對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推動農民收入增長的機制，可以從兩個方面考察。一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使得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減少，從而帶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使得人均農業收入增加，而這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二是農業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村居民的時間資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眾所周知，農業勞動力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就業不充分，而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民由就業不足轉向較為充分的就業，從而增加了農民的非農收入。特別是存在兼業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農戶中，非農收入構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領域的轉移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總量，這是不爭的事實。1990年以來，萊蕪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顯著提高，從1990年的822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2.5元，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年均增長率為12.3%。

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民收入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最顯著的特點是，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在表1中可見：199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農業的收入占66.5％，而非農收入只占到33.5％，為農業收入的一半；2000年，農業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8.4％，非農業收入已經超過農業收入，占到51.6％；2005年，非農收入的比重繼續上升，達到52.39％。可以預見，隨著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繼續推進，非農收入（尤其是工資性收入）的上升趨勢將會持續。非農收入增加對農民純收入提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90—2007年期間，非農收入增長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58.1％，遠高于農業收入41.9％的貢獻率。這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狀況已經成為影響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決定性因素，轉移的數量越多、速度越快，對農民增收地促進作用就越強。

二、農業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配置效應

1、理論模型說明

農業勞動力轉移不僅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而且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結構主義增長理論認為，結構轉變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因，產業結構的變化會顯著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勞動力轉移效益屬于資源再配置或結構轉換效益問題，這種部門間資源再配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是以不同部門間的勞動力生產效率不同為前提的，勞動力從效率低的部門向效率高的部門轉移勢必會提高勞動力的總體效率。因此，在測量具有不同邊際生產率的部門之間勞動力轉移對增長的作用時，就要比較生產率總增長率與生產率部門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兩者之間的差距就是勞動力再配置效益。那么，我國農業勞動力的再配置對經濟的貢獻究竟有多大？為了回答這一問題，下面使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測度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配置作用。

社會總產出Y，可以表示為總勞動生產率P與投入勞動力數量L的乘積。用G（X）表示各要素的增長率，則可得：

GY=GL+GP+GLGP（1）

這說明，總產出的增長率可以分解為勞動力增長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以及二者乘積之和。因此可以分別得到考察期內勞動力增長率對產出增長的貢獻EL，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產出增長的貢獻EP，以及勞動力與勞動生產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對產出增長得貢獻ELP。

GP=（I1GP1+I2GP2）+（I1GR1+I2GR2）（2）

式（2）中I1、I2分別為農業與非農業部門在總產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別代表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第二項代表了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就業變化對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再配置效應，記為A（P）。因此，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以及對總產出增長的貢獻分別為：

Eap=A（P）/GP；EaY=A（P）/GP（3）

在具體測算時，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再配置效益為：

A（P）=GP-（I1GP1+I2GP2）（4）

2、實證分析

利用萊蕪市1990—2007年的統計數據，采用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出1990年以來勞動力轉移對勞動生產率及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表2中看出，1990—2007年，萊蕪市GDP年均增長率10.39％，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增長6.78％，農業和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年均增長3.69％和5.38％；勞動力部門間的再配置對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約19.23％，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約為11.61％。

分段來看，1995—2000年，我國經濟得到了較快的增長，GDP年均增長9.83％，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達到10.89％。在此期間，農業勞動力素質得到一定提高，青年勞動力不愿再從事臟、苦、累的農業生產，開始向城市轉移，勞動力部門間的再配置對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約18.25％，對GDP增長的貢獻約為14.45％。2000—2005年，勞動力部門間的再配置對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約為9.13％，對GDP增長的貢獻約為12.76％，比上一時期有所下降。但2005—2007年以來，勞動力部門間的再配置效益又有所回升，對GDP增長的貢獻上升為15.29％，這很大程度上是我國黨和政府加大對農業扶持力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直接結果。

總體來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結構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這種資源再配置效應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尤其突出。研究農業勞動力轉移規律，尋求促進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制定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加速農業勞動力轉移顯得十分重要。

三、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模式選擇

在萊蕪市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各區（縣）先后創造和總結出以下幾種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式。

1、進入鄉鎮企業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農民可以在工作之余從事農業生產，就地轉移使勞動力的可分性較強，農業和本地兼業之間易于協調，而且農民的轉移成本小。缺點是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在較低技術含量下增加投資的外延擴張。自1995年以來，鄉鎮企業由于有機構成提高、資源浪費嚴重，沒有形成較好的規模經濟，與城市工業競爭的優勢不斷減弱，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減弱。

2、進入城市

這種轉移模式的優點是彌補了城市就業的供求缺口。城市建筑、家政、餐飲等臟、險、累的行業，其工資水平和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較低，城市勞動力不愿從事，因而需求與供給缺口相對較大，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正好彌補了供求缺口，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化的發展。缺點是農民進城與城市待業人員急劇增加之間存在著矛盾，使得農民進城就業的機會相對減少。另外，農民文化水平較低、轉移到城市的成本較大、土地及家庭等因素都使農民轉向城市就業受到一定的制約。

3、在農村內部消化吸收

這種轉移模式的優點是可以促進農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萊蕪市目前有大量的三荒地、荒山等資源，如果將這些資源開發利用，可以吸收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而且，實施農業產業化，將農業和產品優勢轉化為農民的就業機會，不但可以緩解城鄉轉移的就業壓力，從長遠來看，還可以使生態環境得到改善，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缺點是，由于目前許多地方農業比較利益低，農民收入水平低，導致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不高。

四、結論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促進農民收入增加，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研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規律，尋求促進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意義重大。本文通過分析得出，萊蕪市農業剩余勞動力應選擇以向城市轉移為主、本地兼業轉移為輔的轉移模式。

【參考文獻】

[1]萊蕪統計局：萊蕪統計年鑒[Z].萊蕪：萊蕪市統計局.

篇2

農業勞動力轉移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轉移勞動力獲得的較高收入,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二是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降低了農業勞動力總量的增長速度,甚至直接減少了農業勞動力的總量,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間接地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

(一)農業勞動力轉移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重要地位

農民收入按收入來源的性質分,可分成生產性收入和非生產性純收入。生產性收入進一步又可劃分成第一產業收入和二、三產業收入(通常所說的非農業收入),第一產業收入是指農民在第一產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獲得的收入;非農業收入是指農民在二、三產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獲得的收入,是農業轉移勞動力所獲收入的直接體現。

1•非農業收入已占農民收入的四成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初,由于我國經濟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發展戰略,農村勞動力被牢牢地束縛在農業生產之上,因此,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幾乎是單一的第一產業收入。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133•6元,其中:生產性純收入122•9元,占農民純收入的92%。第一產業純收入為113•5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到93%,非農業純收入僅有9•4元,所占比重僅為7%。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農業勞動力開始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以獲取單位勞動報酬相對較高的非農業收入,使農民收入的來源渠道日漸豐富,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199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784元,其中,非農業純收入202•2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到了25•8%。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過1/4,開始在農民的收入構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開始,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的變化開始加速,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純收入穩中有降,從非農業獲得的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占純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7年,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了1/3,達到34•4%。1999年,這一比重進一步提高到了40•7%,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了四成,成為農民收入來源構成中的重要一級。但是,非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地位,不同區域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1999年,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東部地區為50%,中部地區為27•6%,西部地區為32•9%,中西部地區分別比東部地區低22•4和17•1個百分點;非農業純收入占生產性純收入的比重,東部地區為53•1%,中部地區為34•4%,西部地區為35•1%。這說明,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間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存在巨大差異,東部地區非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地位已經超過農業,而中西部地區將近2/3收入的來源依然靠第一產業。

2•非農業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直接貢獻達到42•5%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迅速增長,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平均每年增加100•2元,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長。農民的非農業純收入由1978年的9•4元提高到1999年的898•6元,平均每年增加42•6元,以年均24•3%的速度增長,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快10個百分點。非農業純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直接貢獻率達到42•5%,1978年的直接貢獻率僅有16•8%,而1999年達到了199•5%,非農業純收入已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主要動力。

3•大幅度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

農業勞動力轉移,減少了農村新增勞動力在農業就業的數量,甚至絕對減少了在農業就業的勞動力數量,從而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1999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已達到1545公斤,肉類145公斤,而在1978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生產糧食的數量僅為1071公斤,肉類的數量為30公斤。人均生產糧食的數量提高了近45%,人均生產肉類的數量是1978年的4•8倍。

(二)農業勞動力轉移減緩是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增長幅度持續走低,1997年實際增長4•6%、1998年4•3%、1999年3•8%;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也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1997年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為1•1%,1998年下降為0•6%,1999年進一步下降為0•4%。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對農民收入的增長產生了兩方面的不利影響:

1•非農業收入增幅下降

進入90年代,在三年“治理整頓”結束以后,農民的非農業收入快速增長,1992—1996年間,平均以年均31•4%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加92•4元。而從1997年以來,農民非農業收入的增長幅度大幅回落,1996年增長28•5%,1997年降到15•9%,降低了12•6個百分點,1999年進一步降到12%,1997—1999年間,非農業收入平均每年增加92•6元,基本維持上一階段的水平。

2•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出現停滯

1996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為1564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16•8%,人均生產肉類148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97%,提高了近一倍。1999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為1545公斤,比1996年還略有下降,生產的肉類為145公斤,也比1996年有所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加上近年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的影響,使得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下降的情況,對農民收入的增長形成了極大制約。因此,筆者認為,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造成已成為農民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非農業收入增長速度放慢,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二、農業勞動力轉移進入新階段

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其自身的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就業勞動力的數量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表現出階段性的變化:

第一階段: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和占全社會就業勞動力的份額都增加。一般出現在經濟發展初期,此時非農產業發展水平非常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小于由于農村人口增加而增加的農村勞動力規模。

第二階段:農業就業勞動力所占份額下降,但總量仍然增加。一般發生在經濟發展初期的末段和經濟發展中期的開始階段,此時工業化進程已開始起步,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加快,轉移規模擴大,從而導致農業就業勞動力的份額下降。但是,由于農村人口基數仍然較大,人口自然增長所生成的勞動力依然多于轉移出去的勞動力,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增加的速度大大放緩。

第三階段:農業就業勞動力所占份額和總量都減少。一般在經濟發展中期的中段開始出現,與工業化的大規模推進相對應,農業勞動力以較大的規模和速度轉移,從而引發了農業就業勞動力所占份額和總量的同時減少。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由絕對增加變為絕對減少的點稱為“轉向點”?！稗D向點”出現在第三階段的工業化大規模推進的時候,“轉向點”出現以前,隨著工業化的大規模推進,農業勞動力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當“轉向點”出現以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曲線顯現為倒“U”形,即起初的速度微緩,繼而加快,達到最大速度后又開始減緩。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業勞動力以不可逆轉之勢大規模轉移。1978—1999年,累計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1•18億人,平均每年轉移562萬人,轉移勞動力的總量由0•22億人增加到1•4億人,平均每年增長9•3%,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個百分點。在這期間,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經歷了1984—1988年、1992—1996年的兩個“期”和1989—1991年、1997年至今的兩個“低潮期”。1984—1988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5566萬人,平均每年轉移1113萬人,轉移勞動力的總量平均每年增長23•11%,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由8•8%迅速提高到21•5%,提高了12•7個百分點。1992—1996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4122萬,平均每年824萬,轉移勞動力的總量平均每年增長7•9%,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由20•7%又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個百分點。兩個轉移“”的十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近9700萬,1978年以來80%以上的農業勞動力是在這十年實現的。

1989—1991年的第一個“低潮期”,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296萬人,平均每年增加99萬人,轉移勞動力總量平均每年僅增長1•1%,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出現了下降的局面,由21•5%下降到20•7%,下降0•8個百分點。1997年以來的第二個“低潮期”,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957萬人,平均每年319萬人,轉移勞動力的總量平均每年增長2•4%,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由28•8%提高到29•8%,僅提高1個百分點。從我國農業就業勞動力的數量看,1992年,農業就業勞動力4•38億人,比1991年同期減少0•07億人,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出現絕對減少,“轉向點”出現,然后連續多年下降,1997年以后,就業總量開始徘徊。從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看,1992年開始加快,1993年達到最高峰,然后連續幾年保持較高的轉移速度,但總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轉移速度由1993年的最高峰2•8%,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0•7%,1997年開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出現微緩態勢,1997年1•1%、1998年為0•6%、1999年降到了0•4%。

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第一個“低潮期”的出現,是在農業勞動力迅速轉移的階段,轉移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國民經濟結構矛盾加劇,社會供求總量失衡,總供給不足,國家采取緊縮政策,壓縮基建規模,控制鄉鎮企業貸款,關、停、并、轉了一批經濟效益差、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鄉鎮企業,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進入低潮,從而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說,第一個“低潮期”的出現,是農業勞動力快速轉移過程中一個相對偶然的現象。農業勞動力轉移第二個“低潮期”的出現,是在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出現“轉向點”以后。

1996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基本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征已從過去的總供給小于總需求,轉變為了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農業生產上了新臺階,農產品供給實現了供需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新局面,大部分工業產品出現過剩,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出現徘徊,導致了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認為,第二個“低潮期”的出現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是農業勞動力轉移規律性的體現,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已進入由速度微緩再到高速轉移的新階段。這意味著,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減緩,將對農民收入增長形成制約,使農民收入進入緩慢增長的階段。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要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加速“新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是關鍵。

三、加速“新階段”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機遇與挑戰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業勞動力得以實現大規模轉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農村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改革賦予了農民獨立商品生產者的地位,農民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勞動時間的權利,使農民為了獲得最大化的收入調整優化自己的勞動配置成為可能,為農業勞動力轉移打下了基礎;二是農業生產的發展。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解決了長期困擾農民的吃飯問題,也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使農業勞動力轉移成為可能;三是農村非農產業的迅速崛起。農村非農產業迅速崛起,創造了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了強大的拉力,使農業勞動力轉移得以實現。但是,與此同時,由于政策和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國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進程中也存在著許多矛盾,如何解決好這些矛盾,將是加速“新階段”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挑戰與機遇。

(一)存在大量可轉移農業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大幅度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使我國農產品供求狀況有了很大改善,農產品的供應基本實現供需平衡,豐年有余。這不僅意味著長期困擾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吃飯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為農業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打下了堅實基礎,還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可以轉移。在我國現有的4•7億農村勞動力中,已實現轉移的勞動力1•4億,仍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達到3•3億,據測算,至少還有1億以上農業勞動力可以轉移。

(二)勞動力要素市場發展滯后我國過去長期將城鄉經濟分割發展,人為地分割了勞動力要素市場,國家對就業的計劃與管理只考慮了城市問題,對勞動力要素市場的組織與管理也只存在于城市,而對農村勞動力流動進行的嚴格限制,使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發展長期處于了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在已經實現轉移的農業勞動力中,90%以上是靠自發轉移實現的,親友介紹、家庭成員帶領、本村外出人員的示范、自行外出等外出方式各顯其能。這種自發轉移的模式所帶來的“民工潮”問題、城市治安問題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這無疑是加大了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同時,由于農村勞動力盲目進入城市,給城市帶來的嚴重社會治安問題,使城市重新筑起了農村勞動力進入的“門檻”,加大了轉移勞動力進入城市的難度,減少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機會。因此,建立有效的、全國統一的勞動要素市場,是“新階段”加快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另一個機遇。

(三)“新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進入“新階段”,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已完成基本原始積累過程,再上新臺階將面臨許多新的矛盾。第一,城鄉工業發展“同構”的矛盾。農村非農產業主要是鄉鎮工業企業,鄉鎮工業企業在行業結構、產品結構上與城市工業基本一致。在近年我國工業產品供需基本實現平衡的情況下,這種“同構”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也制約了農村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第二,技術落后的矛盾。農村非農產業是在我國工業品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短缺經濟造就技術發展,使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升級,面臨的技術進步矛盾突出;第三,東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矛盾問題,中西部地區非農產業發展由于起步較晚,發展大大落后于東部地區,這種不平衡增加了社會發展的成本,不僅制約了東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還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形成了制約;第四,鄉鎮企業分散布局的矛盾。在鄉鎮企業快速推進的時期,“五個輪子一起轉”造成了這種分散布局的局面,由于布局分散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削弱了鄉鎮企業在“新階段”的競爭力,也不利于農村非農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這些矛盾的存在,使現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相對不景氣,限制了農村非農產業吸納更多轉移勞動力的能力。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因此,解決“新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發展所面臨的矛盾,推動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再上新臺階,將會進一步提高農村非農產業吸納轉移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給農業勞動力轉移創造更大的空間。

(四)城市化進程滯后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離土不離鄉”,這一轉移模式直接導致了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滯后。農村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份額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不到12個百分點,兩者間相差8個百分點,這充分反映了我國城市化進程滯后的狀況。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模式造成的,在我國轉移的勞動力中,接近50%的是在本鄉(鎮)內就業,2/3左右在本縣內就業。農村城市化進程滯后,造成農村第三產業沒能隨農村工業化的迅速推進而發展,使農村非農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延緩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步伐,同時,也使轉移勞動力面臨第二次轉移的局面,即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由農村向城市轉移,這將極大地增加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本。如果能夠使農村城市化進程與農業勞動力轉移同步,將會可以減少農村人口7500萬人,按現有農村人口中勞動力的比例計算,可以多轉移農業勞動力3800萬人。

(五)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很大空間目前,全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平均為29•8%,其中東部地區為37•9%、中部地區為25•8%、西部地區為22•5%。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水平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低4個和7•3個百分點,分別低于東部地區12•1和15•4個百分點。分省來看,“東部十省”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水平分別為:北京57•0%、天津51•9%、河北38•2%、遼寧31•5%、上海64•9%、江蘇44•5%、浙江48•6%、福建35•8%、山東31•6%、廣東42•5%,“西部開發十二省”分別為:內蒙15•4%、廣西22•9%、重慶28•9%、四川28•0%、貴州17•4%、云南13•4%、9•0%、陜西23•9%、甘肅25•0%、青海16•9%、寧夏20•5%、新疆10•4%。東部非農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比西部最低的高出55•9個百分點,“西部開發十二省”中只有重慶、四川的非農化水平比較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他省(區)差距巨大。如果將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水平提高到目前全國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區可以再增加轉移勞動力600萬人,西部地區可再增加轉移勞動力900萬人。因此,促進中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水平,將加速“新階段”農業勞動力的轉移。

四、以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為核心加速農業勞動力轉移

(一)完善勞動要素市場,使農業勞動力實現有序轉移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認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僅有農村產業結構的轉換,而沒有人口結構的轉換,是不能實現農村現代化的,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國的現代化。不僅如此,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協調所產生的特殊矛盾,還會成為我國現代化道路上的障礙。因此,要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并清醒地認識和估計到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其次,不能把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看作只是農民的事、農村的事,要把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計劃當中,把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就業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對我國勞動力資源進行統一的開發利用和管理,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勞動要素市場,由經濟發展的規律來調度勞動力在市場中的合理流動。

(二)積極推動農村非農產業發展

第一,可以考慮農副產品加工業及部分城市工業的配套企業適當向農村擴散,城市工業向資金、技術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這一方面可以解決城鄉工業發展“同構”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可以使農副產品加工升值,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解決長期困擾農業的增產不增收問題。第二,要加快東部地區農村工業的產業結構升級。推動東部地區利用已經形成的資金優勢、人才優勢,發展高技術產業,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從而在全國形成中西部農村、東部農村與城市工業產業結構“梯度遞進”的合理布局。第三,推動鄉鎮企業的技術進步。隨著鄉鎮企業原始積累的基本完成,鄉鎮企業面臨著發展升級,技術改造的重要性日益明顯,然而,技術改造不等于就是一味追求資本密集型技術,而放棄勞動密集型技術。如果不重視勞動密集型技術,就等于放棄了鄉鎮企業在農村的勞動力資源的優勢,也背離了鄉鎮企業吸納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歷史使命。第四,開創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的新局面。利用西部地區自然礦產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便宜、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結合國家“西部開發”戰略,發展與“西部開發”戰略要求相適應的農村非農產業。

篇3

關鍵詞：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

作者簡介：侍曉雅（1979-），女，新疆昌吉人，昌吉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品牌。

中圖分類號：F32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1.3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1-94-04

由于地理位置、歷史發展、耕地限制等因素，喀什地區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不到有效安置，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嚴重制約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不利于特區建設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影響著地區社會政治的穩定。如何把人口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成為實現少數民族地區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

一、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現狀及轉移情況

（一）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現狀

由于地理與自然環境的因素，喀什地區現有土地已經不能滿足過多勞動力的生產需要，加之二、三產業的發展緩慢，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不到有效安置。據統計，截止2010年末喀什地區總人口為397.94萬人，其中城鎮人口97.6萬人，農村人口300.34萬人，貧困人口136萬人，農村勞動力90.6萬人，富余勞動力57.5萬人?！案F則思變，變則通，通則久”，勞務輸出正是喀什人求“變”的真實寫照。針對這一情況喀什地委、行署切實把勞務輸出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主導產業，大力開拓勞務市場，不斷優化外出就業結構布局，廣開勞務就業渠道，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開闊了農民視野，為地區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情況

表1 喀什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和勞務輸出收入情況

（2003-2010）

近年來，勞務輸出已經成為喀什地區增加農民收入的突破口。勞務經濟的發展，帶來的不僅僅是貧窮落后面貌的改變，更主要的是人們思想觀念、生活生產方式的轉變。表1表明，從2003年至今，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在轉移人數、勞務創收收入、人均勞務輸出收入、人均勞務輸出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自2007年開始勞務創收在地區農民的收入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到2010年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務創收比重超過了地區農民人均收入的1/4，勞務收入在農民的整個收入構成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勞務輸出在減緩貧困方面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農民的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提高。在喀什經濟大發展之際，龐大的勞務輸出大軍必將成為喀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生力軍。

二、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喀什地區的勞務輸出已逐步成為喀什地區破解“三農”問題、加快小康社會進程的一項支柱產業。隨著勞務輸出的不斷擴大，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步顯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低

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整體素質底，缺乏勞動技能，受傳統習俗的影響以及一些陳規陋習的制約較深，思想觀念以及工作方法不能適應新的形勢變化。其素質低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程度低。

據統計，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文化程度構成為，小學文化水平占43%，初中文化水平占49%，高中文化水平占7%，中專及以上文化水平占1%，表明該地區剩余勞動力仍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為主。

由于農民文化素質低且不具備專業技能，使得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空間十分狹小，尤其是當地農村少數民族女青年因傳統思想的禁錮很少到外地務工。

2.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率低。

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非農業生產部門的組織形式、科學技術水平、生產管理形式和經營方式，相應地要求較高文化素質和工作能力的勞動力與之相匹配，文化素質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難與之匹配，而只能與農村傳統農業和傳統手工業相適應。非農部門的企業對低素質勞動力的培訓成本高，使企業對低素質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需求呈下降趨勢；文化素質低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學習能力低，掌握、運用新技術的能力十分有限，進一步降低了轉移率。

3.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崗位層次低。

調查發現，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從事服務業和小商貿，分別占55.72%和24.38%，散工、零工占13.93%。進城的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從事的是商業、餐飲業等勞動密集、體能消耗大的初級服務性行業，這與他們文化素質普遍不高、缺乏專業技能培訓密切相關。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工作以服務業為主，這是顯著區別于漢族農民工的。根據職業技術進行分類，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從事非技術類工作，占74.63%，技術類工作僅占25.37%?？梢姡κ驳貐^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從事的工作穩定性差，技術含量較低，這也反映了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力資本普遍較低的狀況。

4.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收入低。

維吾爾族農民工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工作時間較長，工作環境相對較差。與漢族農民工相比，維吾爾族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低，尤其是低收入水平群體所占比例過高。此外，維吾爾族農民工日均勞動時間10.5個小時，勞動時間明顯長于城鎮職工。而日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的維吾爾族農民工約占總體的4成，有16.66%的維吾爾族農民工日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日工作超過14小時的占4.44%。由于文化素質低，漢語語言不通，法律意識淡薄等原因，維吾爾族農民工勞動合同簽約率低，各種權利被侵犯現象時有發生，這與漢族農民工狀況基本一致。調查中發現，有超過25%的維吾爾族農民工認為自己的工作環境差或非常差，尤其是1.55%的維吾爾族農民工認為自己的工作環境非常差。

5.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鞏固率低。

近年來，喀什地區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務輸出逐年增長。通過調查發現，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輸出“回流”情況也較為突出。大多數外出務工的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都未在務工地定居，勞動力轉移主要是典型的“候鳥型”轉移。緣于文化、習俗等因素及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使得外出務工的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返鄉率比較高。

（二）職業技能培訓的欠缺

培訓的資源比較欠缺，培訓的方法有待創新。目前開展農民轉移培訓主要還是依托教育系統現有的職業技校、各類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完全針對農民的培訓基地較少。農民的素質普遍還較低，水平差異較大，這也給培訓帶來了較大的難度。隨著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規模的不斷擴大，市場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逐步提高。短期的、體力型勞動力會逐漸被長期的、具備一定技能和高附加值的勞動力所取代。面對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綜合素質低、勞動力轉移多屬短期性、技術含量低等普遍問題，培訓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是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培訓經費短缺、硬件設施落后、師資力量缺乏等諸多問題，嚴重影響了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三）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自身因素

1.語言障礙。

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漢語交際能力較差，去外地打工會遇到漢語交際障礙，而目前技能培訓的雙語教育時間短，效果也不明顯。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進入城市后往往因不符合用人單位的要求，使其在人才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2.民俗障礙。

少數民族勞動力、文化傳統、生活習慣、語言等與轉移地并不相同。為了克服這些障礙少數民族勞動力轉移在地域上一般呈點狀分布，目前的空間組織形式主要依靠“三緣”關系形成固定的打工群體，來解決其打工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這就不可避免的制約著勞動力轉移的地點和行業的選擇。伊斯蘭教有許多教規和與之聯系的生活習俗，最核心的是清真飲食。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這方面已宣傳多年，所以這些用工企業都很注意為新疆務工人員提供清真食堂并在合同中明確要求由新疆派出維族廚師，廚師的食宿和工資由企業支付。

3.思想束縛。

喀什地區農村人口中少數民族居多，少數民族農牧民占農牧民人口總數的92%以上，受傳統習俗的影響，不少人認為“外出務工掙錢丟面子”，寧愿呆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里受窮，也不愿走出家門、外出務工掙錢。農村少數民族婦女更是被“婦女不出遠門”、“女人的智慧抵不上男人的智慧”等陳規陋習所制約，加上農村鄉村道路建設落后，生態環境惡劣閉塞，歷史上形成了少數民族婦女基本不出門的舊習，寧愿在家閑著受窮，也不愿出來勞動致富。

（四）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

1.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市場不健全。

目前，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主要有政府相關部門組織轉移、政府主導下的勞務經紀人組織轉移、農民自主轉移三大模式。政府主導下的勞務經紀人組織轉移模式是現階段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模式，但這一單一模式很難滿足當地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2.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缺乏合理優化配置。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缺乏規范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大多呈現出自發轉移的無序狀態，組織化程度非常低。他們通常是通過投親靠友等自發方式，而不根據勞動力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而轉移，也不依據勞動力資源的要素稟賦優勢而轉移。雖然，近年來政府也參與組織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轉移，但是轉移的方式仍然是以自發轉移為主，政府統一組織仍然占少數。由于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完善以及信息的匱乏，使得這種自發轉移的方式帶有較大的盲目性和沖動性，而這種盲目性和沖動性使得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花費不必要的就業成本。

三、喀什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一）政府應加大轉移服務體系建設，建立長效機制

要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體系建設，努力降低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一認真貫徹執行國家和自治區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措施，清理和糾正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有關規定和做法，不斷完善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保障措施。二是要根據農村勞動力資源分布情況和轉移情況，廣泛培育勞動力市場，建立健全有組織、開放型、城鄉統籌的勞動力轉移的服務體系，以及面向城鄉所有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就業信息、咨詢、職業介紹、就業培訓在內的一條龍社會化就業服務體系。三是要繼續扶持引導農村勞務服務中介組織的發育，促使就業服務覆蓋城鄉，隨著勞動力市場的不斷發展，今后勞動力輸出的主要任務都將通過勞動力市場來完成，政府要給予宏觀管理和引導，完善勞動法規、勞動市場法規及日常管理制度，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使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四是要加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管理工作，切實保護外出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各級勞務輸出組織機構要切實發揮好作用，及時了解外地勞務需求信息，適時組織勞務輸出，規范外出務工各項手續辦理和證件發放工作，減少農民外出的盲目性，努力降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本。五是要搞好與輸入地的溝通協調，切實加強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服務和管理，認真解決農民工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二）加強對職業技能培訓機制，提高剩余勞動者素質

1.加強職業技能學校建設。

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輸出和輸入地的勞務技術培訓工作， 提高轉移勞動力素質。全疆各級政府制定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 積極整合現有教育培訓資源， 組織各類中等專業學校、農廣校、成人職業學校和勞動就業培訓中心等社會培訓機構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引導培訓、技能培訓和定向培訓。通過各級各地的培訓機構完成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技術和文化培訓， 提高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技術水平， 增強他們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 從而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收入水平， 促進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農村。

2.加大對勞務輸出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

大力開展轉移就業技能培訓。以進城務工為目標，圍繞農業富余勞動力的實際需求，按照“干什么、學什么”的原則，組織開展專項技術、單個崗位需要的專項職業能力培訓，使農業富余勞動力獲得專項職業能力證書，提高轉移就業能力。以促進穩定就業為目標，根據企業崗位技能需要，組織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進行職業技能鑒定，使農業富余勞動力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提高穩定就業能力。以提升職業資格為目標，圍繞轉移就業和穩定就業，大力開展技能提升培訓，開展職業技能鑒定，使農業富余勞動力獲得高一級職業資格證書，提高技能水平。企業要根據生產實際和崗位技能的需要，從職工教育培訓經費中劃出一定比例資金，對招用農民工開展職業技能提升培訓。

各類職業院校要積極面向農村初、高中畢業生，擴大學制教育招生規模，使新成長農業勞動力掌握職業技能，取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加強協作，形成職業培訓合力。鼓勵和支持各類職業院校、職業培訓機構向鄉鎮延伸，圍繞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崗位實際需要和技能提升培訓實際需求，主動承擔和開展職業技能培訓。農村勞動預備制定點培訓機構要積極主動與各類職業院校、職業培訓機構合作，開展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專項職業能力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轉移就業能力。

（三）加強素質教育、普及漢語水平

1.不斷加強教育設施建設，加強義務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

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多少和轉移后的收入與文化程度的高低都存在著較高的正相關關系，因此，應該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加強農村教育，首先應加大科教投入力度。政府應減輕農村子女受教育的負擔，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使所有的農村青年都能獲得普遍受教育的機會，能夠使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得到提高，進而有助于其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其次，改革農村基礎教育，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提高剩余勞動力的實踐能力，為農村培養高素質的勞動力。

2.加強雙語教學，進行雙語培訓。

提倡學漢話。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漢語強化培訓，盡量使語言不成為我們交流和溝通的障礙。大力開展就業常用漢語言培訓。以提高就業語言交流能力為目標，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采取以村為單位，利用農村小學、黨員電教室興辦夜校等多種形式，開展農村少數民族勞動力就業日常用語和就業崗位常用漢語培訓，提高農村少數民族勞動力漢語水平，提高就業語言交流能力。

（四）完善勞動力市場

1.加強、規范勞動力市場建設。

完善勞動力市場，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首先，建立多層次，多功能，多種形式的勞動力市場。比如初級勞動力市場、中級勞動力市場以及高級勞動力市場，讓市場成為配置現存的豐富的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手段。但在此過程中，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應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把分散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組織起來同勞動力市場有機連成一體，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盲目流動，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的有序性。其次，應完善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法規和制度。

2.改善勞動力市場環境。

一是農村勞動力輸出地政府不得強行收回外出務工就業農民的承包地，要為那些在城里就業尚未穩定的農民工留下一塊“活命田”，讓他們進退有路，心中不慌。二是凈化勞動力市場環境。通過輿論引導和政策推動，規范企業用工和工資支付行為，嚴格社會保險費用征繳，強化企業勞動保護和勞動者自我防患意識，完善勞動者對侵權案件的投訴舉報與受理制度，健全勞動保障爭議調解和仲裁機制，建立規范的勞動力市場秩序，依法依規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三是可通過開展維護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普法宣傳周活動，以進一步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在全社會形成依法維護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的良好氛圍。四是提高農民工社會地位，使農民工能有尊嚴地工作，通過進城務工，獲得幸福。

總之，解決好“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是全黨提高農民工社會地位，全民和全社會共同擔負的責任，相信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將會得到不斷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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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剩余勞動力制約因素

1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學理論

最早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研究的是阿瑟·劉易斯。20世紀50年代，他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和以農村為主的傳統部門兩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要遠遠低于工業部門的。要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就要由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達到城鄉同一。首先就要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他認為，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勞動力是如此豐裕，以致在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也就是說在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很小，為零或負的情況下，農村出現勞動力剩余。如附圖，橫軸OL代表勞動力，縱軸OW代表工資，D代表的是勞動的邊際產品。在保證工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工業部門可以從農業部門吸收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當吸收勞動力至Ln時，農村中已無剩余勞動力，工業部門要再吸收，只有付出更高的工資。同時農村中由于剩余勞動力的轉出，開始向機械化邁進，從而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最終實現農村地區工業化和現代化。

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作出了解釋，他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因素是城鄉經濟結構差異以及轉移者對轉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其動力是城鄉預期收入水平的差異和城市就業的概率。托達羅模式涵蓋了以下幾點內容:第一，人口流動的基本力量來源于轉移者對比較收益與成本的合理經濟考慮，這種考慮還包括心理因素；第二，預期的而非現實的城鄉工資差異使人們作出移入城市的決策，這種預期的差異主要包括兩個因素，工資水平和就業概率。而就業概率的大小又由城市失業率的高低和城市新創造就業機會的多少來決定；第三，農村勞動力獲得城市工作機會的概率和城市的失業率成反比；第四，人口流動率超過城市工作機會的增長率，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鄉預期工資差異很大的條件下，情況必然如此。

2長期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因素

（1）農業發展落后和農村勞動生產率不高。目前我國的農村尚處在規模家庭經營方式下，農業現代化和機械化水平不高，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特別是一些有文化技術水平的勞動力，長期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老弱婦幼者，這種低素質的農業勞動力難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同時也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

（2）鄉鎮企業吸收能力逐漸減弱。在二元經濟結構的城鄉分割下，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初是向鄉鎮企業轉移。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由于鄉鎮企業過于分散，地區布局不合理，鄉鎮企業的聚集效應減弱，導致就業容量減少。另外，鄉鎮企業由于資金增密，生產方式逐步轉向內涵式生產，因而對簡單農業勞動力的吸引力越來越少。

（3）城市吸收能力減弱，城鎮化水平不高。隨著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積極推進，引起城市職工下崗數量增加，城里就業壓力日益增加。同時，我國城鎮化的水平比較低，也無法吸收過多的勞動力。從世界各國發展歷史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都伴隨大量人口轉移，而在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差距水平很大。2001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37%，與同等GDP水平的國家比要低許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和發達國家的70%～80%。這都加大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難度。

（4）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加大了農民向城鎮遷移的成本，從而進一步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F存的戶籍制度，給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帶來諸多的不便，比如他們無法取得同城鎮市民同等的競爭能力和平等的待遇，沒有相配套的醫療保障措施，子女上學受到歧視性規定等。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人為因素，比如長期拖欠農民工的工資，有些行業明文規定不招農民工，甚至有的城市要求農民工進城后需繳納暫住費、管理費、崗前培訓費等等，這些都加大了農民工進城的成本，使許多農民工對進城打工望而卻步。

（5）農村勞動力自身文化素質低也制約了其向城市的轉移。我國農村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0%，文盲半文盲占5.6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6.64%。在農業勞動力中，受過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的只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5%，這些勞動力因為無文化無知識無技術，導致無法從事高技能、高工資的工作，只能從事一些依靠體力的，甚至是無保障的工作。因此勞動者素質低已成為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又一個“瓶頸”。

3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選擇及對策思考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一個國家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的必由之路，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勢。要富裕農民，就要減少農民，因此我國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1)要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實現農村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宏觀環境與政策，積極干預和支持為農民提供現代化經營所必須的各種產前產后服務。同時，建立健全農用土地流轉機制，還要轉變農業經營方式，拓展農業內的就業空間。在農業現代化技術類型和路線的選擇上，著重培育發展資源和勞動密集型農業為主，堅持走高就業低成本的農業現代化的技術路線，避免過早地走上資本替代勞力的道路。再次，要因地制宜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

(2)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仍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渠道，當前應調整鄉鎮企業的發展方向，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工業。特別是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儲藏、保鮮、運銷業，逐步形成種養加工、產、供銷一條龍，農工商，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鏈條，既能充分發揮鄉鎮企業優勢，促進鄉鎮企業新一輪的增長，又能吸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二是要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把交通、通訊、保險、金融、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行業作為重點，積極發展，從而拓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渠道。

(3)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使勞動者能夠平等競爭、自由選擇、自由流動。加快城市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保障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合法權益。完善省、市、縣垂直的職業介紹組織機構，并與省際間、國際間的服務網絡相聯通，擴大服務范圍增強服務功能，以充分發揮職業介紹機構在勞動力轉移中的媒介作用；盡快建立有關城鎮勞動供求信息的預測、預報體系；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信息服務，從而避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盲目流動。

(4)加強農村教育和勞動力就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受農民自身人力資本素質和適應力的制約。一般來說，文化程度高的農民市場意識較強，能夠通過多渠道收集社會信息，了解職業的崗位需求，自覺地接受各種職業崗前培訓和專業技術教育，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力。而當前我國農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較低，這使得他們進城后無法參與高收入崗位的競爭。因此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等方面出資，構建完善的農村教育體系。通過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礎教育辦學模式、改善辦學條件、普及農村兒童的義務教育，實行大規模的各種職業培訓，從而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5)加快體制創新的步伐，為農民進城創造良好的制度性前提。盡快改造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實現戶籍管理上的城鄉統一，實行城鄉一致的勞動用工制度；縮小農村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在用工成本上的差距，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土地市場，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代替目前土地和農業對兼業農民的保險機制等。只有在制度上廢除造成我國城鄉分離的基礎，使農民真正獲得國民待遇，才能從根本上為農民進城創造出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最終完成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6)加強組織領導，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提供可靠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和城鎮轉移，是解決農民增收緩慢問題的現實選擇，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各級黨委和政府應從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大局出發，切實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組織領導機構，努力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局面，積極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開展。

(7)努力創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環境，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應在財政、稅收、金融、土地、工商、勞動保障等各個方面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應進一步完善有關農村土地承包及農民進城入鎮的優惠政策。在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基礎上，積極推進土地流轉，放活土地使用權。要嚴格執行國家的農村稅費改革政策，規范農村分配關系，不得在規定承擔的有關稅費外，向外出務工的農民加收其他任何費用，從源頭上堵塞各種亂收費渠道，從根本上減輕進城鎮務工農民的負擔。

(8)加強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心理和歧視行為。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工仍然是弱勢群體。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在觀念上存在的“城鄉對立”和在體制上存在的城鄉分治的深刻影響，城鄉居民存在著嚴重的心理隔膜，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在心理上存在著認同歧視和情感歧視，并表現出相當矛盾的雙重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農民工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而城市居民又需要的那些累活、臟活和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的心態，因為農民工加劇了城市就業市場的競爭，害怕他們搶奪了工作機會，也擔心會影響市容和社會治安。這種雙重心態實際上是只承認農民工的勞動，不承認農民工的權益，由此而又導致了一系列的歧視行為，如就業歧視、勞動報酬歧視、社會福利歧視、子女就業歧視、執法歧視及日常生活和交往歧視等等。社會對農民工存在的這些心理歧視和行為歧視，嚴重地阻礙了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生活，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必須加強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通過事實教育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正確認識，在全社會逐步造就對農民工的尊重氛圍，促進農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轉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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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非農收入；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識碼：A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就是從傳統農業國家演變為現代工業國家的過程，同時也是農民獲得轉換身份自由、不斷從農業生產領域轉移出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斷縮小，工業所占的比重不斷擴大，這便是經濟學中廣為認知的配第?克拉克法則。在此過程中，始終貫穿著農業人口不斷向非農業領域、從農村向城鎮轉移的現象，也就是農民的非農化過程，即離開土地的農民能夠實現充分的非農就業。改革開放以來，天津的經濟雖然得到了不斷地發展，但農村居民收入仍處于較低的水平，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勢頭也不如城鎮強勁。在面對資源、人口、環境等因素不斷帶來的壓力時，使我們不僅要注重提高農業生產率，還要將目光投向非農產業。

一、天津人口分布與結構

截至2008年末，天津市共有戶籍人口980.41萬，其中非農業戶籍人口597.81萬人，農業戶籍人口382.6萬人。市內六區共有非農業戶籍人口387.25萬人，農業戶籍人口1.73萬人；濱海新區共有非農業戶籍人口90.26萬人，農業戶籍人口21.41萬人；環城四區共有非農業戶籍人口50.25萬人，農業戶籍人口94.24萬人；兩區三縣共有非農業戶籍人口62.62萬人，農業戶籍人口265.22萬人。表1為天津市具體的按戶口性質分的人口分布情況。（表1）可以發現，天津市的農業人口絕大部分集中于“兩區三縣”與“環城四區”。2008年“兩區三縣”農業人口265.22萬人，占全市農業人口的69.32%；同年，非農人口與農業人口比例為1∶4.24；“環城四區”農業人口94.24萬人，占全市農業人口的24.63%，非農人口與農業人口比例為1∶1.88?？梢?，這兩部分地區是天津市縮小城鄉人口比例工作的重點。

二、天津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

2007年底，天津市鄉村從業人員共185.36萬人，其中從事傳統農業的人口為77.05萬，非農從業人員108.31萬；到2008年末，鄉村從業人員增至185.91萬，農業從業人口降至76.31萬人，比2007年約下降了1個百分點，非農從業人口增至109.60萬，比2007年約上升了1.2個百分點。表2反映的是2007～2008年天津市各地區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組成變化情況。（表2）

從統計數字看，2007年與2008年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平均比例分別為58.43%和58.95%，天津近60%的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2008年天津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比例較高的地區為塘沽區、東麗區和津南區，其各自的非農就業人口比例分別為82.83%、84.65%和80.26%；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比例一般的地區為西青區和北辰區，其各自的非農就業人口比例分別為75.70%和77.85%；而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比例較低的地區為漢沽區、武清區、寶坻區和寧河區，其各自的非農就業人口比例分別為37.76%、49.72%、47.92%和43.30%。

三、天津農村居民收入變化與構成

改革開放以來，天津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并且在農民收入構成中，來源于非農就業收入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1979～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遞增14.8%，分別比改革開放前30年平均增速高出10.5個百分點。1985年天津市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僅為565元，到1995年達到了2，531元，2005年則增加到了7，202元，到2008年這一數字已經增至9，670元。

表3反映了2006～2008年天津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構成的變化情況。（表3）從表3可以發現，在近幾年的天津農民收入組成中，傳統的來自農業、畜牧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在逐漸減小，而來自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郵電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社會服務業、文教衛生業和其他行業的收入比例在不斷增加。2006年農業、畜牧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為20.5%，2007年這一比例下降至19.9%，到了2008年這一比例繼續下降至18.7%。由此可以發現，農民從非農產業中獲得收入的份額越來越大。2008年在農民人均純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占了54%，轉移性、財產性純收入占了7%，而家庭經營純收入則占了39%。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已有近81.3%的收入來源于非農產業，農民非農收入由1985年的360.76元增加到2008年的7，761元。

四、天津農村勞動力轉移特點

1、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的兼業性。目前，天津農村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絕大多數仍然保留著對土地的承包權，每年除在外務工外，在農忙季節還是要回家從事農業生產，天津農村轉移勞動力同樣具有明顯的兼業性質。這種兼業性轉移最終還是使農民滯留在農村，不但沒有緩解對農村土地的承載負擔，還不利于天津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實現，從而影響著農村居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

2、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天津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范圍主要集中于與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來源地較近的地區，如天津各區縣的工業園區、天津市區以及北京市和臨近的河北省等地區。近年來，天津市大部分區縣已形成了以鄉鎮工業園為骨干的經濟發展體系，吸引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非農部門就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渠道。

3、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天津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存在局限性。總體來講，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主要分布于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以及城市服務部門（如家政、環衛以及餐飲業等）。由于專業技能的不足和企業用工制度不完善使得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在就業上存在局限性。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多數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只能從事純體力勞動或者是高危險性的工作，而工作得到的報酬卻并不高。

五、結論

本文分析了天津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研究發現，為進一步促進農民增收，必須大力推動非農產業的發展，不斷創造出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機會，不斷降低農業就業的比重和數量。同時，考慮到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職業技能水平不足這一社會現實，亟須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體系，提升農村青年的知識技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另外，為提高勞動者的健康及福祉，政府和監管部門必須加強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監督管理，進一步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規范安全作業制度等。

（作者單位：天津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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