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9 15:26:39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利率在微觀經濟活動的作用,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摘 要 近年來,我國股票市場的迅速發展已影響到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實施效果。本文以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為視角,從微觀基礎的角度研究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效率的影響。通過跨期效用限制模型分析我國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機制。
關鍵詞 貨幣政策 傳導機制 跨期效用限制模型
一、微觀基礎分析
要研究貨幣政策效率,首先要弄清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由于利率一直受政府管制,沒有完全市場化,使得中國的貨幣市場需求不能完全反應到利率上來,利率傳導受阻,因此筆者認為,目前中國主要的傳導渠道是信貸和金融資產價格,本文將通過分析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從股票市場來揭示資本市場以及金融機構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影響。
由于微觀經濟主體資產調整將改變對不同資產的供求,引起消費需求和貨幣需求的變化,改變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因此會影響貨幣政策效率。
本文采用跨期預算分析方法的2期模型來研究其作用機制。在微觀經濟主體的預算約束中加入股票資產。根據貨幣效用理論,貨幣可以給持有者提供流動性,是決定微觀經濟主體效用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效用最大化的框架下,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問題。假設家庭各期之實際所得分別為給定值 , ,存在借貸市場,并且初始借貸值為 ,市場名義利率為 , 為名目所得, 為各期消費, 為各期股票成交量, 為各期股票價格, 為實業投資量。通過化簡,得到最終的跨期預算限制式:
(1)
通貨膨脹率為:(2)
則實際利率為:(3)
由(1)(3)式得:
(4)
此式的左邊是終身財富,右邊是合計支出。
另外,假設微觀經濟主體將自己所有的財富在兩個時期里花費,微觀經濟主體的效用函數是:
(5)
稱為時間偏好率,為了便于計算,我們在此假設效用函數是二次函數的形式,即:
由無差異曲線和限制線可知,效用最大時應滿足的條件是效用函數與限制線相切,即兩者斜率相同,因此對效用函數(5)求全微分,得到:
(6)
代入二次函數的導數得:
(7)
整理可得最優未來消費水平:
(8)
我們再假設第二期的預期收入由預期變賣股票資產所得,預期實業投資所得和其他預期收入組成,即: 。由(8)以及限制函數(4)可得當前最優消費水平:
(9)
由(1)得,通貨膨脹率為:
(10)
由(8)可知,由于微觀經濟主體根據跨期效用最大化原則決定當前消費、未來消費和儲存貨幣,在效用函數中各參數不變時,當前消費的提高將引起未來消費的上升。由(9)和(8)可知,未來預期的股票價格和成交量 越是比當前的股票價格和成交量大,則當前的消費和未來消費也越大。長期中,投資者投資股票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投資收益,當預期股票價格上升的時候,投資者將加大投資量,因此,預期股票價格將影響未來的投資量。由式(10)可知,在各參數不變的情況下,當期的股票投資額與預期的股票投資額的比率越大,當期的通貨膨脹率就越大,說明消費者的預期對通貨膨脹率有很大的影響,并且本期投資額也將影響物價穩定。
正因為股票價格變化情況影響股票投資,而股票投資量又影響消費,貨幣需求和通貨膨脹率,股票價格才能通過消費和貨幣需求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率。
由于微觀經濟主體在決策時,并不能完全確定自己的未來收入 ,只能根據自己的預期來安排消費和貨幣需求。從(8),(9)和(10)可知,當股票市場不完善時,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未來收入不確定,那么股票價格上漲并不會提高預期未來收入。因為不完善的股票市場上股票價格變幻莫測,只要微觀經濟主體沒有將自己的股票變現,那么股票價格的暫時上升就不能提高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未來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股票的市場價格上升,微觀經濟主體就會增加股票投資.但是,由于預期未來收入沒有提高,那么股票價格的上升將迫使微觀經濟主體減少當前消費和貨幣需求,以購買更多的股票。在公式(9)中, 上升,而 不變, 下降。
由此可見,股票市場的發展在對貨幣政策的效率上有如下影響:(1)股票市場的發展影響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決策。(2)如果股票市場發展不完善,則股票價格的上漲反而會降低當前消費,股票市場財富效應無法顯現;如果股票市場發展完善,那么股票價格的上漲就會提高當前消費,產生財富效應。(3)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將避免微觀經濟主體對未來股票市場的過分悲觀,從而穩定物價,使貨幣政策更為有效,反之,將阻礙貨幣政策的微觀傳導途徑。
二、結論與建議
由于股票市場的發展提供了一條重要的信息傳遞渠道,貨幣當局可以利用這一渠道向微觀經濟主體傳遞貨幣政策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道義勸告等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提高。理論分析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改變了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結構,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改變了貨幣供應量與經濟活動的相關性。若貨幣當局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最終目標,這將加大貨幣當局通過調節貨幣流通量進行宏觀調控的難度。因此,貨幣當局必須根據股票市場發展狀況不斷完善貨幣供應量的統計方法,提高貨幣當局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
摘 要 本文首先簡單介紹了微觀經濟學的有關概念和基本前提假設,然后分析了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面臨的主要挑戰:1.信息改變企業的生產模式,提高其運作效率。2.信息改變公司管理方式,實現決策科學化。3.信息對傳統營銷構成了挑戰。4.信息促使微觀主體以宏觀經濟政策為導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關鍵詞 信息 微觀經濟主體 生產經營
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各種信息,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產生極大的影響。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的配置與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有效的配置企業的有限資源,以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一、微觀經濟主體概述
資源配置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就是要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的,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相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其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把單個經濟主體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加以規范化。
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其他的內容是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展開的。
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條件有三個: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場出清。市場出清就是堅信在價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況下,市場上一定會實現充分就業的供求均衡狀態。具體來說,物品價格的調節使商品市場均衡,利率的調節使勞動市場均衡,工資的調節使勞動市場均衡。在這種均衡的狀態下,資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資源閑置或浪費問題。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費者和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的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二、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所面臨的挑戰
21世紀是一個信息的世紀,各種信息,如市場供需信息、產品質量價格、品種信息、生產單位效益信息等的暢流與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會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極大的影響。信息時代使企業面臨嚴峻的挑戰,只有識時務,敢于迎戰,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一)信息改變企業的生產模式,提高其運作效率
首先,信息時代,傳統的迂回生產方式將被直接生產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減少了以前多級中間環節和遠距離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會生產方式本質特征是縮短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減弱了生產對某生產資料的依賴性。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的暢通,企業將會快速掌握大量的生產資料供給信息,取得某一生產資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價格有選擇的余地。另一方面,通過現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獲得消費者的需求信息,使生產更貼近消費需求,產品價值更容易實現,在實現生產的最終目標――消費的基礎上使生產單位獲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資、能源、人力、自然資源等物質資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質要素代替。即以廉價、充足的資源代替價格昂貴、稀缺的資源,這是掌握和運用先進科學技術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結果。
最后,信息時代資訊業特別發達,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全方位、多層次的信息。加之先進的技術設備(硬、軟設備)使新產品的開發和各種設計(如用電腦進行建筑設計)、生產方式的改變都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約時間,并能使實驗、加工、倉儲、運輸等環節中的資源消耗減少,從而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信息對生產要素具有優化作用。它迫使生產力各要素優化,引導生產要素合理配置、促進生產力系統有序運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產力系統中,各因素的優化組合信息調節和控制,組合情況如何,均可通過產量、成本、成本利潤率、勞動生產率等統計信息反映。而這些信息的反饋有助于重新調整生產要素的配置,進而實現最優組合。從另一角度分析,當生產者在市場經濟的“不確定”狀態下盲目生產而使生產能力受礙時,對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和運用可以消除不確定因素,為企業提供明確的生產方向和生產方式。明確的生產經營目標能夠使生產力系統中各要素發揮最大功能,特別是能夠激發生產力系統中的主要因素――勞動者的生產熱情,使其主觀能動性得到最大發揮,從而提高生產。除此之外,企業還可以利用先進的科技信息,通過互聯網和網絡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產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質量不斷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斷增加,使生產力保持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續。
(二)信息改變公司管理方式,實現決策科學化
現代管理的藝術在于駕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對人、財、物、時間、技術等進行科學組織與協調,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些活動必然有信息的參與,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劑。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與管理對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組織、管理功能、管理方法發生重大變革。過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組織機構層次多,且各層次因
人員素質不同,考慮問題角度不同,立足點不同而造成對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這無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層次間的暢流。計算機網絡快速、有效地傳遞信息,有利于轉變原來的金字塔型管理為各層次管理者間、各部門、各地區管理者直接聯系的平行矩陣型,中間層逐漸減少,各層次管理機構分別針對某一機構的散發式管理體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準確傳輸,有利于管理者根據快速反饋的信息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目標,提高管理的效率,實現管理的目標。
科學的決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時、準確反饋是生產經營單位修改決策和做出新決策的依據??梢姡畔⒆饔糜跊Q策群可使決策有依據,增加決策的透明度,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才能真正使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組織。此外,信息有利于溝通各層次決策群,使之協調一致,減少各決策群間的摩擦。
(三)信息對傳統營銷的挑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各方面,企業產品質量好壞、品種是否適銷對路,均會在市場中得以體現。因此,獲取和有效利用準確的市場信息極為重要。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計算機網絡的出現引起市場營銷方式的巨變。當今社會,消費者購買行為日趨個性化,市場變化難以捕捉,生產者對市場的反映更加敏銳,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的行為增加;在買方市場條件下消費者在交易中的主導地位更加突出,生產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特定購買欲望,才能在市場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爭得一杯羹,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虛擬市場――網上營銷,從90年代以來,開始風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產業特別是互聯網基礎上的電子商務將實現整個貿易過程中各階段貿易活動的電子化。通過電子化方式處理的傳遞數據,包括文本、聲音和圖像;實現電子資金劃撥、電子證券交易、電子貨運單證傳送、商業拍賣、合作設計、產品交易等。總之,電子商務直接作用于流通領域,將促進銷售方式的革命,推動流通技術的改革,使傳統商務的業務模式和流轉程序發生變化,以迂回經濟到直接經濟,從而提高流通領域生產力。此外,商業信息的充分利用,電子商務的興起,意味著消費者有更多的渠道獲得產品類型、數量和質量、價格等商務信息,并進行有比較地選擇。在拓展了的商務活動領域中,真正實現消費者的決定性作用,生產者才能根據真正的消費者意愿進行生產,從而減少生產中的浪費,實現產品的有效生產。
在營銷生活中,消費者從有購買欲望到進行購買有一個臨界點,當某一品牌產品的價格和質量都對消費者有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實施購買的邊緣時,總是需要一定的契機及相關的刺激,以實現其真正的購買,傳統的營銷是通過降價、打折、送贈品等方式實現購買欲望到實現購買的轉變,但這一方式已越來越不靈了。在當今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們的收入上了臺階,消費層次提高,消費者除關心商品的性能、價格和購買及維修的方便外,更重視通過各種媒體獲取其他消費者對該商品的看法和消費該商品消費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現在很大一批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一代,消費追求新、異和消費的個性化,他們樂于消費新產品,突出自己的消費率先進入了高層次,而這一切只有通過快捷的方式獲得消費領域的最新信息??梢?,信息既引導消費出現新潮流,又使生產者及時、準確地掌握需求領域的最新動態,及時開發新產品,使自己隨時立足于市場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觀主體以宏觀經濟政策為導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任何國家的微觀經濟活動必須在客觀經濟政策的指導下運行,因此公司準確、及時地掌握政府的客觀經濟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微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是通過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運用貨幣、財政、稅收政策指導生產方向,淘汰長線的傳統產業,鼓勵朝陽業的發展。在世界各國積極倡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個應用領域(電子政府、電子商務、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娛樂)中電子政府被列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網可促進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它能為互聯網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在政府上網日益普及的情況下企業較容易通過互聯網或其他先進的手段多渠道準確、快速地獲取國家的財政、稅收等政策,盡可能地以宏觀導向從事生產,最大限度地享受財政和稅收等優惠。同時,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如GNP增發速度、物價指數、儲蓄和投資增長速度等,政府實施的緊縮或適度放松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既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晴雨表,又能在暢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服從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合理的產業結構下運行。因此,企業既要克服過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產,只有通過各種信息不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較佳的生產經營效果。
綜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猶如人體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面對如此龐雜的信息,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重視對信息的篩選和比較分析,辯別信息的真偽,有取舍地加以運用,決不能被信息所淹沒。我國在網絡、電子商務、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有待健全。不真實地夸大產品功能、傳遞虛假需求的虛假信息時有發生,從而誤導了生產者和消費者??梢?,有選擇地、及時地獲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導生產和消費活動將是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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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鄒薇.高級微觀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10.
曾小彬
內容提要: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是兩種既具有一定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經濟調控機制;對二者的選擇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選擇,而是對其一定組合的選擇;選擇的依據是:使達到既定調控目標所付出的成本代價最小或支出既定成本代價所獲得調控收益最大;因二者的利弊得失相對不同的調控客體有不同的情形,故對其作用的評價應在針對具體調控對象作具體分析之后,而不應在此之前。
關鍵詞:市場調控機制政府調控機制等調控成本線等調控收益線
作者簡介:廣東商學院城市經濟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不同國別、不同區域、不同環境條件下的現實的經濟調控機制,按照調控主體的不同,大致可歸為兩大類,一類是市場調控機制,一類是政府調控機制。這兩類經濟調控機制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依據何標準對它們進行選擇方為適宜?這既是國內外經濟學家長期爭論不休、至今未能徹底解決的重要理論課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實踐問題。
一、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可替代性與不可替代性
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市場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差異性;調控信號是包括工資、利率、產權價格、生產資料價格與產品價格等在內的一系列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調控方式是各微觀經濟主體在獲利目標的驅動下,根據變動著的價格信號所提供的市場供求信息,對自身經濟活動作出調整,進而引起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簡言之,市場調控機制作用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與相互協調所表現出的整體的合目的性。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由于價格信號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時信息、短期信息,便決定了市場機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結果具有即時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質。
政府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調控信號是政府、各級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計劃部門發出的各項行政指令與法律部門的各種法律條文;調控方式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認可與維護,按照政府部門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對自身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整,進而引起各種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政府是作為一個凌駕于一切微觀經濟活動之上的國民經濟總體利益的代表者實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協調與控制,因而政府調控機制不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而是一種外在的、具有一定強制性的非自我調控機制。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使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則必然離不開事先設定的調控目標。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政府調控是一種事先的自覺調控。由于政府調控目標是事先設定的,這一目標不過是作為調控主體的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及其長期變動趨勢的預測與自覺意識的外化,故政府調控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長期調控,而非即時調控、短期調控。
市場調控機制本質上是各市場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關系,經濟資源宏觀配置均衡是這種機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調控機制,雖然伴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與市場調控機制的完善,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調控作用曾一度減弱,并退居為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場調控機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調控機制的結論。歷史的辯證法是:伴隨著商品經濟更高階段的發展,市場調控機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來,而政府調控機制得以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條件與手段卻日趨成熟。人類的經濟生活正步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各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的補充,從而實現二者有機的辯證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補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從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二者作用的最終結果看,二者都是實現經濟資源宏觀優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不可替代性,才決定現代經濟的調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也正是因為兩種調控機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個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與配置問題。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選擇,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組合的選擇。
二、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與配置的標準
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依據的標準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必然存在差異。我國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推崇政府調控機制,貶低市場調控機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對經濟調控機制的評價與選擇,依據的不是經濟標準,而是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認為市場調控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有悖于廣大勞動階層的利益,故必須摒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人們逐漸認識到,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符合經濟的本性及其發展要求,依據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們開始從對經濟發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尋找選擇經濟調控機制的依據。這種做法顯然是正確的。但由于這種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層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層次,故仍難為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提供科學明晰的依據。
筆者認為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與合理配置的依據,只能從經濟調控活動相關的成本與收益量的對比分析中去尋找。人們要對各種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以獲得盡可能高的宏觀經濟效率。由經濟調控活動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可視為是經濟調控活動的產出或收益。進行任何經濟調控活動,都要有一定的投入,這種投入是為獲得經濟調控收益而支付的經濟調控成本。經濟調控收益扣除經濟調控成本后的余額,即為經濟調控凈收益。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與合理配置的實質,就在于找到一種經濟調控機制組合,通過其運行,使所獲得的經濟調控凈收益最大。
為了進行經濟調控成本與收益分析,有必要引進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三對范疇。
市場調控成本,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由于市場調控機制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作用,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不過是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市場調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觀經濟主體間的交易成本(比如純粹流通費用、信息費用與契約費用等)和市場調控損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備性、短期性與調控時滯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波動性損失,由市場的過度競爭所導致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浪費等)。
政府調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政府調控活動是一種通過行政指令而實施的調控活動。就某一調控活動的全過程而言,政府調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擬定與費用;指令的傳遞與接收費用;對指令執行的監督、協調控制與激勵費用;指令執行反饋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分析費用四大部分。政府調控成本還應包括政府調控損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員的主觀原因或決策信息的不完備而錯誤指令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在傳遞過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確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的強制性而對指令執行者創造性、主動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經濟效率的損失等等。市場調控收益,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政府調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成本。在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就一般情況而言,由于市場調控成本、政府調控成本分別與市場調控力度、政府調控力度正相關,故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的此消彼長,便意味著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此消彼長。假設總調控成本為E,市場調控力度為X,為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a,政府調控力度為Y,為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b,則Z=aX+bY。等調控成本線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投影,亦即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不同組合的軌跡。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可以有無數條互相平行的等調控成本線,等調控成本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高;反之,等調控成本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低(見圖1)。
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收益,即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綜合運行對經濟調控總目標實現所作的貢獻。等調控收益線,就是在總調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不同組合點的軌跡。經驗事實表明,市場調控收益(或政府調控收益)與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呈非線性相關變動。具體說來,隨著市場調控力度增強(在經濟總調控力度既定的情況下意味著政府調控力度減弱),其邊際市場調控收益遞減(邊際政府調控收益遞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調控收益線是一條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且凸向原點的曲線。這條曲線的斜率ΔYΔX(ΔY表示政府調控力度增量,ΔX表示市場調控力度增量)是處處不相等的。它表明對應于不同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組合,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隨著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的增強,單位市場調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調控力度(或單位政府調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場調控力度)越來越小(越來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同樣可以有無數條互不相交的等調控收益線。等調控收益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調控收益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收益越低(見圖2)。
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的目的,在于確定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所謂最佳組合,或者是可使獲得等量調控收益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調控成本所獲得的總調控收益最大。根據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的關系,可找到這一最佳組合點。經濟調控目標一經確定,所要獲得的調控收益值及等調控收益線也就隨之確定。這條等調控收益線必然與同一直角坐標系中的無數條等調控成本線中的一條相切,其切點就是使既定經濟調控目標得以實現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見圖3)。
在圖3中,R為等調控收益線,它與等調控成本線C1、C2分別相切與相交。E2與E1點由于位于同一條等調控收益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均能實現所設定的調控目標,但E2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無疑高于E1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E3與E1點由于位于同一等調控成本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卻低于E1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唯有等調控收益線R與等調控成本線C1的切點E1所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組合,才是以最低的調控總成本實現預定的調控目標的最佳點。設市場的邊際調控成本與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m與MRm,政府的邊際調控成本與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G與MRG,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m,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G,總調控成本為C,則最佳組合點E1滿足下列條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線性也就是說,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點是在總調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單位貨幣所獲得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相等的點。
在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時,應該注意由于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因其自身的性質與所依存的環境條件的不同,對同一力度的市場調控或政府調控,往往會作出不同的反應。換言之,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的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是各不相同的,進而兩種調控機制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鑒于此,在對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作用的利弊得失進行評價與對其組合作出選擇時,切忌一概而論,而必須針對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同類型經濟活動的不同發展階段作出具體分析。
三、幾點結論
1 相對現代經濟活動而言,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是兩種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經濟調控機制,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就不是一種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選擇,而只能是對二者調控力度最佳組合點的確定。
2 無論是市場調控機制,還是政府調控機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們既不是只獲益無需支付成本代價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價而無益處的。因而,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應樹立經濟觀念,嚴格遵循經濟合理性原則,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選擇的依據只能是“使達到既定的調控目標所付出的成本代價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價所獲得的調控收益最大”。背棄經濟合理性原則是不科學,不足取的。
利率是金融資產的價值表現,它作為經濟杠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對一國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研究利率不僅可以了解國民經濟是如何以利率為橋梁來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而且可以了解微觀金融資源價值的最優配置。利率在宏觀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主要是它能夠調節社會資本供給,利率也可以調節投資,它對投資在規模和結構兩方面都具有調節作用,國家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對資本流動所起的導向作用,通過實行差別利率政策,影響資本的流向。利率還可以調節社會總供求,要達到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須保證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不斷變動,處于一種動態平衡,即從不平衡走向平衡。而利率對供求總量的平衡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在微觀經濟活動中,對企業而言,利率能夠促進企業加強經濟核算,提高經濟效益。對個人而言,利率影響其經濟行為。一方面,利率能夠誘發和引導人們的儲蓄行為,合理的利率能夠增強人們的儲蓄愿望和熱情,不合理的利率會削弱人們的儲蓄愿望和熱情。另一方面,利率可以引導人們選擇金融資產。在現實生活中,利率發揮作用并不是無條件的,某些人為的因素或非經濟因素可能會使其作用的發揮受到種種限制,要使其發揮作用,適當的利率水平也起著決定作用。過高或過低的利率水平都不利于利率作用的發揮。利率水平過高,會抑制投資,阻礙經濟的發展與增長;利率水平過低,又不利于發揮利率對經濟的杠桿調節作用。因此,各國金融管理部門或中央銀行都十分重視利率水平的確定,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市場化利率決定機制形成的過程中,應逐步確定并適時調節適當的利率水平。
對影響利率波動的因素西方經濟學家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影響利率的基本因素有儲蓄、投資、貨幣供給和需求,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投資或貨幣需求量增加(減少)時,利率將上升(下降);貨幣供應量或儲蓄增加(減少)時,利率將下降(上升)。而我國由于利率受到管制,對利率波動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深入,對利率的研究將會成為熱點。那么在利率完全開放之前我國利率的調整與投資、儲蓄、貨幣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如何?符不符合理論分析?本文將利用計量模型對因素的長期波動關系做簡要分析。
二、數據選取和計量經濟模型建立
影響利率的因素很多,如平均利潤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和國際經濟政治關系等。為了影響因素的可數量化和收集,本文選取的原始數據為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利率R,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居民儲蓄存款S,均為年度數據(貸款利率的年度是以月為權數加權得到),樣本區間為1995年到2004年,共10年(表1)。并利用EVIEWS軟件對上述變量建立線性回歸方程以及對該方程進行統計檢驗,即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和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
線性回歸方程:R=a+bI+cS+ε。利用OLS法估計該回歸模型參數,并對回歸方程進行統計檢驗。所得估計模型為:
R=11.89856+0.000346I-0.000255S
(3.735301)(-4.978289)
R2=0.897326F=30.58857
D.W=1.305592
在上述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R2=0.897326,表明該回歸方程對樣本觀測值的擬合程度相當高,在一年期貸款利率R的變動中,由解釋變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和居民儲蓄存款S變化引起的為89.7326%。表明了本文選取的這兩個解釋變量的變動對一年期貸款利率的變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系數b=0.000346,表示整個樣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每增加1億元,一年期貸款利率R將上升0.000346%,b為正數,表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和一年期貸款利率R呈現正相關關系,符合投資和利率變動的客觀經濟規律。系數c=-0.000255,表示整個樣本期,居民儲蓄S每增加1億元,貸款利率R將降低0.000255%,c為負數,表明居民儲蓄S與貸款利率R成負相關關系,這與現實中居民儲蓄與利率成反向變動相吻合。
另外,在方程顯著性檢驗中,F=30.58857(>臨界值),通過了檢驗,認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和居民儲蓄S對一年期的貸款利率R的整體影響顯著。在變量顯著性檢驗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的P值為0.0073(<0.05)通過了T檢驗,認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對一年期貸款利率R的影響顯著。同樣,居民儲蓄S的P值為0.0016(<0.05),通過了T檢驗,認為居民儲蓄S對貸款利率R的整體影響也顯著。
由回歸方程可以看出,從長期觀察,一年期貸款利率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呈同向波動,而與居民儲蓄呈反向波動,這符合古典學派的利率決定理論,也部分符合新古典學派關于利率的理論。同時可以看到貸款利率對投資的邊際傾向為0.000346,而對居民儲蓄的邊際傾向為0.000255,這說明一年期貸款利率對投資的變化更為敏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國在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運用利率杠桿調節投資的作用顯著,二者的密切聯系導致投資的變動對貸款利率的影響比居民儲蓄對其的影響更為顯著。但它們對利率的彈性仍然很微弱,利率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彈性微弱,可能是因為我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不強,雖然非國有經濟的投資對利率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但由于非國有經濟的投資不占多數,我國投資的利率彈性依然很弱。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彈性低,可能與我國的居民收入偏低、資本市場不發達有關,這是因為在低收入水平條件下,利率的升降很難令居民從維持生存和溫飽的消費部分中壓縮一部分用以增加儲蓄,因此,居民儲蓄對利率的作用不敏感。同時,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同樣制約著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彈性。
上述模型只是利用回歸分析方法,對一年期貸款利率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儲蓄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描述。我們知道這種描述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影響利率的因素較多,諸如上文提到的平均利潤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和國際經濟政治關系等因素在模型中均未體現出來。在制定利率水平時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可以對模型進行修正。
設修正值為D,修正后的模型為:
R1=11.89856+0.000346I-0.000255S+Di
Di=D1+D2+D3
式中:D1為平均利潤率,D2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D3為國際經濟政治關系。
一、傳統宏觀經濟學教學范式及其缺陷
傳統宏觀經濟學整個理論體系與政策實踐的核心表現為IS-LM模型及其基礎上的總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稱IS-LM模型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帕廷金認為它是凱恩斯的“主要信息”,托賓和索洛稱為經濟學專業的“受過訓練的直覺”。因此,IS-LM模型曾經長期居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并成為經濟學家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普遍框架。傳統IS-LM模型的基本內容在于兩個關鍵要素和一張圖。兩個關鍵要素是:產出(收入)是由需求決定的內生變量;利率是影響產品需求(C+I)及貨幣需求的內生變量[1]。經過希克斯表述的《通論》所發展起來的傳統IS-LM模型的一個簡單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為貨幣需求,均衡時L=M,M為貨幣供給。i為投資,s為總儲蓄,y為收入,r為名義利率。由于固定價格假設,變量的名義值與實際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視作收入決定模型(包含了供給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為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決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個簡單框架,模型集中關注的是利率在聯系兩個市場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張圖如圖1:其中IS代表IS曲線,LM代表LM曲線。通過兩條曲線的交點就可以決定經濟的均衡狀態E,所對應的就是均衡收入y*與均衡利率r*,它是經濟在實現產品市場供求一致與貨幣市場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財政政策,LM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貨幣政策,因此,總需求管理就可以通過IS-LM圖形中曲線的移動來分析經濟狀態的變化和預測內生變量的變動方向。傳統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學作用。它是分析經濟的實際與貨幣部門相互作用的最簡單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張圖使經濟分析與政策分析的含義直觀化,宏觀經濟學家與廣大公眾(記者、官員等)更易交流。可見,IS-LM模型具有比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對經濟理論的詮釋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論比較中能夠澄清某一宏觀經濟理論的解釋,因而成為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等各流派辯論的共同基礎。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釋或預測某種經濟的績效,進而發展出了政府和企業進行政策評價與經濟預測所使用的非加總宏觀經濟學計量模型,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4)規約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來選擇一定時期績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這些影響下,IS-LM模型成為絕大多數入門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核心。國內出版的教材也沿襲了這一思路。老師們在課堂上講授IS曲線、LM曲線的含義及代數形式,并使用IS-LM圖形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
然而,這種傳統教學范式已經受到經濟學界的猛烈抨擊。激烈的爭論和研究表明,傳統IS-LM模型存在著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靜態性質。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靜態的同時均衡框架來處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調整問題[3],這使得再次反饋過程與初次發生過程變得同等重要。這會造成對實際的動態時序經濟行為的錯誤認識[4-5]。事實上,經歷了歷史時間、遭受了一系列沖擊和結構變遷之后的經濟體系,其反饋過程只能部分為經濟個體所認知。IS-LM模型沒有引入時間和經濟變量的滯后效應,因此有必要以動態時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確定性。傳統IS-LM沒有考慮宏觀經濟世界中不確定性(尤其投資方面)和預期的重要影響,因此就不能體現宏觀經濟的結構不穩定性。許多原凱恩斯主義者和后凱恩斯主義者都認為這是凱恩斯貢獻的真正本質,而不確定性和預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沖突。
第三,模型的邏輯不一致性。一個表現是IS曲線作為流量均衡同LM作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個表現是傳統IS-LM模型缺乏微觀基礎。它是總量的特設關系,而不是從明確的理性主體的最優化行為推導而來。而按照盧卡斯批評,IS和LM曲線代表的函數在經濟政策規則變化時并非保持不變。因此模型的政策評斷往往不可靠。
正是這些因素導致傳統IS-LM模型逐漸衰落,大多數宏觀經濟理論和經驗研究已經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總供求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IS-LM模型“死了”還是繼續“活著”?筆者對國外流行的中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作了一個初步調查(見表1):可見,盡管把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糅合在一起的薩繆爾森式的新古典綜合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學范式已經不再流行。因此,國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者應該注意到這種轉變。這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更新的一種體現。由于國內教材普遍更新較慢,老師就有義務不再傳授陳舊的IS-LM模型。更進一步來說,在權威期刊上的理論研究與研究生宏觀課程教學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關了。據筆者所了解,察覺到這種轉變的教師還比較缺乏。許多教師仍然在用IS-LM圖形來討論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與政策含義。這種教學現狀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對簡潔性及教學慣性。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新范式:動態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這樣,課堂教學是否應該完全拋棄IS-LM模型呢?如果拋棄傳統的IS-LM模型,宏觀經濟學教學還剩下什么?筆者的教材調查表明,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供求模型和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中心環節。問題在于這種教學方式,一方面同微觀經濟學嚴重脫節,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是兩張皮,缺乏比較嚴密的邏輯關聯;另一方面,初中級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同高級宏觀經濟理論及專業性的宏觀經濟研究也是脫節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給出了兩個緊密聯系的新動向: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主張宏觀經濟學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微觀基礎;主流的意見則主張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觀基礎。這種動向在近年來達到高峰。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動態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研究框架,具體表現為從拉姆齊模型到新新古典綜合的發展。事實上,新新古典綜合以另一種面目使得傳統IS-LM模型借其擴展形式得到復活。因此,IS-LM模型還沒有死。
大體上,動態一般均衡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關于私人所有權經濟所有時刻的整體動態系統的簡稱。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預期與代表性主體的結合。動態一般均衡以市場作為協調機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偏好、預算/資源約束、稟賦、可得技術與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體的當前和未來期望福利的現值總和(因而是一種涉及現在和未來變量的跨期決策行為),結合所有市場上的市場出清(一般均衡)條件,經濟行為可以被簡化為幾個定義了經濟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這樣就可以從微觀層面的個體動態最優化來解釋總量現象,如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影響。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觀經濟建模應從微觀經濟主體作出的選擇出發來加總成經濟整體,所以必須重視個體對其經濟環境實際或預期變化的反應行為。DGE體系中,經濟主體在約束條件下連續不斷地最優化以致經濟總是處于某種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給定可獲取的信息,人們應能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最優決策,并且不會犯持續的錯誤。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行為是理性的。如果出現錯誤,被歸因于信息差距,如對經濟未預料到的沖擊。經濟的最終運行趨勢是一種長期均衡。它是當所有的過去沖擊通過經濟體系已經完全發生作用下的最優經濟運行路徑。它可以是各變量均為常數的穩態,也可以是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具有相同增長率的平衡增長路徑。
然而,動態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觀方程或差分方程、動力系統與最大值原理及動態規劃等復雜的數學工具,因此并不適合宏觀經濟學的初中級學者。筆者所主張的是,在傳統IS-LM模型的基礎上,使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對其加以擴展,這就是由新新古典綜合發展起來的新IS-LM模型或最優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個代表來自McCallum(1989: 102-107)[7],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線)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線)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線)其中y為實際產出,P為一般價格水平,R為名義利率,M為名義貨幣供給。a0,a1,a2,b0,b1,c0,c1,c2為參數,ut,vt,ηt分別代表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和通貨膨脹沖擊的零均值隨機變量。
顯然,新菲利普斯曲線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供給行為的說明,新IS曲線和新LM曲線則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需求行為的說明。新的總供求模型同理性經濟人的跨期最優化行為協調一致。這一點同來自傳統IS-LM模型的總供求方法明顯區分開來。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凱恩斯主義所缺乏的微觀基礎因素:價格調整成本,價格調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預期價格設定,壟斷競爭。價格水平已經內生化了,它是受外生沖擊和貨幣政策規則影響的內生變量,結合貨幣供給規則,即使個別價格有短期粘性,價格水平在短期和長期都會對貨幣存量的外生持久變化作出反應。
新IS-LM模型的參數來自效用函數、生產函數及價格調整過程的結構性參數,已經充分考慮了政策變動對理性主體的預期的影響,因此模型大體上可以經受住盧卡斯批評。這就使得使用它討論宏觀經濟活動的決定和貨幣政策設計的研究文獻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結合泰勒規則,可以得到一條宏觀經濟政策(MP)曲線或總需求(AD)曲線[9-10]。它表明產出缺口與超過目標的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當通脹率上升超過目標通脹率時,中央銀行會提高名義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脹率上升幅度,以使當通脹率上升時,實際利率也上升,這就會減少投資和凈出口,降低實際產出。MP曲線的移動來自通脹率以外其他因素的沖擊,如政府采購、貨幣政策、國外出口需求、稅收、消費者信心的變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線則代表經濟的總供給行為,或稱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對于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通脹率是前定的,因為它取決于滯后的GDP缺口而非當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條用來表示在任意時點上經濟中通脹情況的水平直線。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時,IA上移,反之則相反。因通脹預期和原材料價格變化而移動,因此可以反映粘性價格和粘性工資的現實經濟狀況。
我們把向下傾斜的MP曲線和水平的IA曲線結合起來,就得到了一個解釋經濟波動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模型,如圖2所示。這個模型可以較為精確地描述貨幣政策的實施原理。例如,初始經濟處于長期均衡E0,如果沒有外部沖擊,這個經濟就是通脹比較穩定的經濟。當一個外生的需求沖擊使得MP0右移到MP1,則實際產出會超過潛在產出,從而通脹率會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銀行就會提高名義利率以使實際利率上升來應對通脹率的上升,直到經濟達到新的長期均衡E1。這時產出回到了潛在產出水平,但穩定通脹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銀行認為新的穩定通脹率過高,則它可以通過泰勒規則來使MP左移以實現目標通脹率。
上述見解常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新共識(NCM)。它是對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與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個綜合。這種綜合表明,在短期,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產生的名義剛性和真實剛性有效地增加了產出水平波動對總需求沖擊的持續性??傂枨髮Ξa出和就業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在長期,總需求沒有實際影響。均衡的自然失業率由勞動市場的結構性特征、工資談判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決定。
新共識認為,貨幣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夠在短期穩定產出與就業,但長期只能影響通貨膨脹。貨幣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識提升了貨幣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財政政策作用。在貨幣政策工具中突顯了通貨膨脹的決定作用。通貨膨脹可以影響短期產出并決定名義利率,但不能影響潛在產出水平。由于貨幣存量內生決定,因此新的貨幣政策無法控制貨幣供給,但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節利率來有效地實現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均衡。當然,貨幣當局對實體經濟活動的長期影響是有限的。它只能影響長期通貨膨脹率,但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把通貨膨脹作為新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成了自然的選擇。這種政策稱為“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獨立的中央銀行來執行(從而保證政策的可信性),預先公布一個能實現經濟長期均衡的通脹目標值,然后通過泰勒規則來調整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偏差。這種政策目前已經在各國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