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8 17:37:14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非遺文化的起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大都產生于古代社會,其形成發展的生態環境也已經與現代城市社會大相徑庭,但是它們對于現代城市社會與城市文化的發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大量存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城市文化形成發展的重要源頭與根脈。建立在現代城市基礎上的現代城市文化,代表了人類日趨走向科學文明的創造精神,體現了與現代科學技術與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方向。但是,現代城市文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必須建立在具有豐厚積累的歷史文化傳統基礎之上。如果失去了長期積累的傳統文化根基,現代城市文化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指出,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世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首先在于使一定的文化群體自己具有認同感和歷史感,這是產生文化凝聚力的重要社會心理根據。因此,當一個城市邁出現代化步伐的時候,必須極為尊重自己的文化傳承,精心地呵護、保養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樣才能使城市現代化發展的步伐邁得更加堅實,真正體現出一個“人性城市”的鮮明特點。
從開拓創新方面來看,大量存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是一個城市藉以增強經濟實力,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資源與“原材料”。城市的現代化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而這種經濟實力的形成不僅需要依靠一些像農業、工業、商業等等的傳統產業,而且還需要依靠各種具有新型時代特點的文化產業的重要支撐。在這方面,大量存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可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大都是傳統社會的產物,但是它們在現代社會中的功能價值卻并沒有完全局限在“傳統”的范圍內。它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通過具有現代文化產業理念的開發與創新以后,完全可以轉換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來增強現代城市的經濟實力,促進現代城市文化事業的發展。
上海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文明的大型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蘊藏量極為豐富,它們主要表現在各種以民間口頭文學藝術形態呈現的故事、傳說、歌謠、曲藝、戲曲,各種以民間生產技藝與工藝美術形態呈現的雕刻、剪紙、繪畫、塑藝、扎藝,以及各種以民間社會禮俗形態呈現的節慶、廟會、婚喪儀式等方面。自2004年以來,上海在我國政府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號召下,積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與搶救工作,挖掘出了一大批具有鮮明地方特色與深厚文化內涵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目前已有50多項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100多項被列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大量的資源蘊藏,為當今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保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當今上海文化產業的開拓與創新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綜觀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總體情況,主要呈現了如下幾個特點:
一、歷史悠久,積淀深厚。上海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上海西部的青浦地區,早在公元5-6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上海的老縣城建立至今,也已有700多年的歷史。這種悠久的區域發展歷史,致使上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積淀十分深厚,它們大致可分為明清以前――明清――近代三個階段。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中,有一部分早在明清以前就已形成,例如龍華廟會、烏泥涇棉紡技藝、青浦田山歌等。上海的龍華廟會大致形成于宋代以前。據史料記載,在唐代垂拱三年時龍華寺就具有一定的規模。到了元代,江南一帶成為避亂的好去處之一,龍華寺的香火日盛,僧徒日眾,廟會也逐漸興盛。從明代開始,龍華寺成為江南地區的名山道場,位列臺宗十剎之一,龍華廟會活動更是極為興盛起來。明清兩代,是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產生最多的年代,此時期由于江南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的日益繁榮,上海的民間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一大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如江南絲竹、昆曲、鑼鼓書、顧繡、燈彩等都是在此段時期中形成產生的。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進入了一個快速城市化的時期,其文化形態也快速地由原來的城鎮型向都市型轉型。適應著這一時代特點,上海出現了一大批具有近代城市特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如碼頭號子、浦東說書、獨腳戲、石庫門生活習俗,以及木雕、竹刻、泥塑、扎藝等各種民間美術技藝和餐飲、首飾、制衣等各種手工技藝。
二、形式多樣,多元并存。上海是一個多元文化并存的大都市,因此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上也體現了鮮明的形式多樣,多元并存色彩。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農業文明與鄉村文化的產物,如青浦田山歌、金山民間故事、豫園元宵燈會、徐匯龍華廟會、南匯鑼鼓書、烏泥涇手工棉紡技藝、松江顧繡,以及各區都較為普及的絲竹清音、打蓮湘等等。它們大都與古代農業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具有鮮明的農業文明色彩以及吳越文化共性。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工商文明與都市文化的產物,如碼頭號子、石庫門弄堂習俗、叫賣喊攤習俗、文明結婚、集團婚禮、游園娛樂習俗、灘簧戲、滬劇等。它們反映了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所具有的工商文明以及都市文化的特點,反映了生活在上海都市社會中民眾群體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心態。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屬于各種行業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朵云軒木版水印技藝、老鳳祥金銀細金制作技藝、魯庵印泥制作技藝、錢萬隆醬油釀造工藝、海派旗袍制作技藝、南翔小籠饅頭制作工藝等等,它們反映了上海作為一個工商業大都市發達的手工業經濟,與上海都市行業門類眾多,行業分工細密有極大關系,因此這類遺產也應該可以看作是上海非物質文化資源中一個頗具特色的門類。
三、海派風格,中西兼容。所謂海派風格,就是指在一種文化形式中融合了多種文化元素,尤其是西方的一些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種風格個性,它是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在文化個性上那種兼容并蓄、中西結合特點的典型體現。在上海各區的非物質文化資源中,有相當一大批資源具有海派文化的特點,如土山灣手工技藝、海派剪紙、海派黃楊木雕、海派旗袍、海派面塑、海派燈彩等等。土山灣手工技藝是體現上海中西文化融合特點的一個典型項目。它的內容中包含了“西洋油畫、鑲嵌畫、彩繪玻璃、珂珞版、活鉛字、石印工藝、銅鋅玻璃版照相” 等多種具有西方文化特點的藝術作品。它們最早雖然是來自西方,但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卻已經逐漸融入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已經成為上海民間手工工藝的一部分;另如上海的海派剪紙、海派黃楊木雕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也屬于此類情況。剪紙藝術最早源于北方,這門工藝傳到上海后,當地的一些剪紙藝人逐漸改變了原來北方剪紙那種豪放、粗獷的風格,在剪紙藝術中融入了江南文化的精細婉約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因素,使其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海派特色的海派剪紙藝術。“黃楊木雕”最先產生于樂清,明清時期被世人所重視。這項技藝傳入上海后,當地民眾結合自身之文化氛圍,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海派風格的木雕技藝并流傳下來。
火紅的八月,火熱的心情.又是一年”八一”節.我們這些曾經穿過軍裝當過兵的人,都忘不了生命中的那一段軍旅生涯。在人的一生之中,能夠有幸參加偉大的中國,能夠成為光榮的軍人,為偉大祖國站崗放哨,這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二十年前,我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熱血青年,帶著夢想來到了向往已久的部隊。我們唱著軍歌一起成長,共同渡過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火熱的軍旅生活,錘煉了我們的身體,磨練了我們的意志,凝聚了我們的友誼。回首往昔,是部隊培養了我們獨立生活的能力 ;是部隊教會了我們為人處事的道理;是部隊鍛煉了我們協調工作的能力。是部隊給了我們許多別人沒有的東西。我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部隊,但生命里有了當兵的歷史,一輩子也不會后悔!
如今我們都已脫下軍裝,過去的一段軍旅生涯們難以忘記。我們怎能忘記那迎風招展的八一軍旗?怎能忘記那催人奮進的嘹亮軍號?怎能忘記那威武閃亮的錚錚鋼槍?怎能忘記那堅如磐石的軍營?怎能忘記你我相比拼練的訓練場?怎能忘記退伍時車站送別的首長和戰友?又怎能忘記睡在上鋪的你?
二十年光陰彈指瞬間。環境,機遇和命運造就了我們不同的結局。也許有的戰友春風得意,也許有的戰友舉步艱難,但這些都沒有改變我們戰友之間的濃厚情誼。我們相聚時依然能夠表現出天真爽快,依然可以率真的相互交流。這種不加防范,不加掩飾,不帶功利的交際,只有在戰友的稱謂下才能夠無所顧忌。這充分說明我們在人生的黃金時期,生活的浪漫時期,社會的特殊需要時期結下的戰友之情,象酒一樣,時間越長,越是離開了部隊,愈醇厚、愈珍貴。在久違的日子,我們曾多少次打聽彼此下落,只為送上一句問候,一聲祝福:親愛的戰友,你還好嗎?
組織戰友聚會的初衷,就是為了共同回味軍旅歷程,重溫友情,再話當年;就是為了搭建互通互動平臺,溝通戰友信息;就是為了整合戰友感情資源,共創共享未來。不分高低貴賤,不論葉綠花紅,團結起來,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如有困難,應多找找戰友,那怕是互相閑聊,互相傾訴,也是一種需要,一種安慰,一種精神寄托。雖然我們都已經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崗位,平淡的生活似乎讓我們淡忘了什么,但唯一沒有淡忘的是:軍旅情戰友誼。還有我們軍人的節日————八一。
一、茂名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現狀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完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2010年出臺了《茂名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傳承人申報評審管理暫行辦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成立了非遺科,開展非物質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專家委員會和市際聯席會議制度,規范了項目和傳承人申報體系。此外,各縣(市區)也相應成立了非遺保護中心和相關制度。茂名市已經建立了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體系和傳承人保護體系,非遺保護工作逐步全面、規范、細致。木偶戲、信宜鎮隆飄色、八音鑼鼓、小良橫堂班等項目往往與年例“捆綁”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間,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詳的助興節目。這些民風民俗已經深入人心,是群眾心中認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化州合江梧村廟會和合江龍舟也類似,成為了當地人民群眾的一種生活習俗。當習俗成為一個地方人民群眾的精神寄托,一種生活習慣,這些習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傳。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有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立法保護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種類豐富,保護的方式也因具體種類的不同而不同。玉雕、傳統中醫藥文化(化橘紅中藥文化)、化州拖羅餅制作技藝、信宜竹編技藝、笪橋黃瓜干制作技藝等,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的依靠企業,有的依靠個體戶經營,在經營利潤的支持下,得到較好的保護和傳承。高州木刻畫和緬茄雕刻利潤微小,習學時間較長,市場需求較小,精通此技藝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內享有一定名氣,經常應邀參加省級、市級的工藝大賽,在名譽和微薄利潤的支持下,也得到保護和傳承。但一些傳統舞蹈,在保護傳承方面需要更多的關注。化州跳花棚是國家級代表性項目,也屢次在表演中獲得嘉獎,榮譽的光環很好地保護和傳承了這一民間藝術。而其他的傳統舞蹈很難產生經濟效益,而且很多時候需要年輕力壯的青壯年去表演。在毫無經濟利益驅動的情況下,表演純粹成為了一種興趣,難以持久激發年輕人表演傳承的積極性。山歌民歌也存在這種狀況,目前,愿意學習山歌民歌的年輕人較少,而保護傳承這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的方法是后繼有人。
二、茂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設想
茂名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類目繁多,各具特色,保護措施應該“因類施護”,根據不同的類目,采取不同的保護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遺文化的保護現狀,我就非遺文化的保護提五點建議:
(一)文化部門應該多挖掘、多發現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的非遺文化散落民間,在沒有被發現之前,非遺文化只是默默無聞地存在人民群眾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種民風習俗,或者是藝人賴以生存的手藝,或者是家喻戶曉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傳統小食的制作技藝,或者是民間傳說,或者是民間故事……有發現,才有閃光,才有未來。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指出“只有社區,群體或個人才能決定什么是他們的遺產”,這句話實際上指出了人民群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重要作用。一種文化要成為當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首先要得到當地人民群眾的承認、認可、擁護。只有多下基層,多調研,多與群眾溝通,多思考,精心挑選,細致辨別,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遺文化的發展實況和脈絡,擦亮茂名文化這張名片。
(二)完善非遺項目保護機制。各級文化部門應該完善非遺項目的檔案資料。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生在過去,活在當下的文化。非遺的根源和傳承狀況需要各級文化部門深入基層探索、整理、建立檔案資料。在分析非遺的實際狀況后,各級文化部門還應該建立科學的保護規劃,有效地指導當地非遺傳承和發展。
(三)社會各界應該多為非遺項目提供展示平臺。一個地方的文化,是這個地方人民生活軌跡的間接體現,是地方人民群眾的精神糧食。優秀文化傳統是地方人民群眾的榮譽。歷史痕跡需要保護,非遺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門、社團組織和社會大型活動等應該多關注非遺文化,為它們提供展示平臺。特別是表演類項目,有展示平臺,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沒有社會各界的支持,沒有展示平臺,單純地靠文化部門的保護,猶如有條件的“救濟”,勉強填飽肚子就不錯,長高長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譚。
(四)非遺項目應該多參加比賽。每年相關權威部門總會舉辦一些國家級、省級的文化比賽。茂名市的非遺項目應該踴躍參與這些比賽,通過比賽走出茂名,讓外地人深入了解茂名文化。一種文化,享有了本地以外的聲譽,反過來也會激發了傳承人的創作激情,也就容易傳承。文化部門也應該支持非遺文化項目多參加有分量的比賽。例如表演類節目,電白的人龍舞、高腳獅舞和麒麟舞,信宜的春牛舞、跳禾舞等等,跳這些舞蹈的人并不是專業舞蹈演員,他們或是農民,或是打工仔,或是做小本生意的村民。這些人練習舞蹈,需要放下生計一段時間,集中時間全心盡力地排舞,然后去參加比賽。排舞、比賽純粹是一種喜愛,一種對地方榮譽的自豪感,一種對地方深厚的感情。在這個情況下,文化部門的鼓勵也就變得很重要。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移動終端;色彩學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在中國遭遇過不愉快的經歷。比如:韓國從“端午祭”的搶注成功到“暖炕”的申遺失敗。事件表明,韓國對“非遺”的理解超出我們的想象,可見鄰邦對中國的“非遺”窺視已久。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這些司空見慣的常態化生活,哪里值得去大費周章地與文化扯為一談?正是大多數人對非遺文化理解不深,以及對文化保護的不重視,才導致韓國一而再地搶注我國的非遺文化符號。申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們將如何扭轉非遺保護被動局面?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移動終端讓今天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非遺的傳承與發展同樣離不開移動終端的應用,目前市面上已有非遺類移動客戶端,但全民的參與度不高,互動性差,無法吸引年輕使用者。如何將非遺的發展與當下移動終端策劃進行有效的銜接,并通過色彩學進行應用設計,經過調研與分析,總結以下參考思路。
1移動終端瀏覽中色彩應用簡化非遺的歸類管理
移動終端設計就是為這些移動終端設計第三方應用程序,通常有IOSApp、androidApp、WindowsPhoneApp等。每個移動終端應用都伴隨著視覺設計過程,其中色彩設計更是最為關鍵的一環,細節決定成敗,色彩是視覺第一性的,因此探究移動終端與非遺應用的視覺感受要著眼于色彩設計原則,簡化非遺復雜性推廣。從專業角度來講,由于非遺系統的復雜性,可以利用色彩學的方法將其簡化,將多元的信息分類,數據歸屬,從中找到其色彩設計之規律,進而研究出移動終端的色彩設計特性;從研究意義上講,不僅能為移動終端與非遺的鏈接找到突破口,也能促進藝術設計色彩學與科技、文化的商業對接。
2移動終端策劃改善非遺兩種被動的尷尬局面
一種非遺的認知尷尬在于:只可遠觀,高高在上。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從2006年起,國務院決定將每年6月的第2個星期六設定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1]。至此,我國已經有了“文化遺產日”“文化遺產標志”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歌曲”等[1],然而這些內容并未給大眾留下記憶。如今,我們可以借助移動終端的策劃平臺,讓更多的人了解并參與到保護之中,而無需限定在某個日子。學習西方商業策劃模式,比如利用藝術設計創意手段,舞臺藝術、服裝設計、包裝創意設計、動畫設計、產品設計、數字媒體藝術等形式,給非遺穿上時尚的嫁衣,多設計周邊產品,讓非遺文化煥發出時代光芒。另一種非遺的認知尷尬在于:司空見慣,文化理解片面化。遺產保護起源于歐洲,自1790年法國國民議會設立遺產保護機構,列出清單算起,國外遺產保護已歷經200多年的歷史[2]。很多國家都具有較成熟的保護理念與經驗,其重視程度遠超過我國,在中國,非遺的各項保護實踐與理念在亦步亦趨中探求與摸索。我國大眾對非遺文化教育是缺失的,特別是在研究理念上。如何將民間文化轉化為非遺文化,過程性與互動性的觀察視角將成為今后非遺研究的重點。如何有效醞釀出一批較有現實意義的成果,契合非遺實踐,進一步深化其應用價值。譬如:中國古代有許多的傳統娛樂風俗被今日的快節奏生活掩蓋,但這些傳統瑰寶,只需要進一步去發掘和繼承,重新包裝,就可以呈現更美的光芒。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終端技術,把非遺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進行有效的對接,讓人們體會到非遺所帶來的民族自豪感。
3移動終端數字化保護的非遺保護注入新鮮血液
申遺成功不等于保護,我們要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非遺。加強民眾參與意識,搭建人們喜聞樂見的互動平臺。在非遺的移動終端的視覺設計中重視色彩設計,簡化管理。借鑒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結合當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地方性經驗,通過移動終端平臺,拓寬研究視域,提煉富有創新性的理論與方法,建立非遺研究的本土化體系,引導我國非遺保護的走向[5]。非遺研究的目的是讓這些寶貴的遺產得以永存與新生,讓非遺緊隨時代,越來越璀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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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超勝先生是一位民俗文化家園的忠實守望者。我與先生相識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那時他已是川北地區資深且有一定影響力的民間文藝研究專家,其儒雅的氣質與治學的嚴謹、做事的專注執著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晃30多年過去,馥郁桂香中品讀先生最近主編的《川北薅草鑼鼓》,在勾起對川北山區漸行漸遠的獨特農耕生活美好回味之余,更為先生在人生晚秋老驥伏櫪、繼續煥發光彩而欣喜。
“川北薅草鑼鼓”是農耕文明的產物,起源于民間,曲譜、唱詞大多以口頭傳承或即興創作,且隨時代變遷已在農耕生活中消失了較長時間,其搜集、整理、研究難度自然不言而喻。文超勝先生在古稀之年厚積薄發,傾其才智與熱情,藉多方支持將這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編著成書,可謂畢一生心血,功莫大焉。我以為,《川北薅草鑼鼓》承載了川北眾多農家子弟的鄉情別緒,留住了行將消失的文化背影和川北人文風情,其獨特價值有二:一是體系完備,內容豐富翔實。文超勝先生悉心撰寫的3篇文章可視為概論,著力研究川北薅草鑼鼓的起源、特色和本質,體察其人文精神,勾勒其傳播過程中的傳承變異和發展軌跡;而主要部分則整理收錄了韻文、段子、歌頭、扎蓋子唱詞和正歌長篇故事唱本、正歌中篇唱本、耍歌唱詞,同時也收錄了經典唱腔選段和主要鑼鼓牌子,堪稱集研究大成,融學術性、知識性、可讀性、資料性于一體。二是深度挖掘了川北薅草鑼鼓的非遺文化內涵。這一方面體現于編者對研究重心的把握,無論是講述川北薅草鑼鼓起源的神話傳說,還是對這一傳統文化習俗的梳理分析與唱詞賞析,都準確還原了川北薅草鑼鼓由川北農人世代相襲,不斷創造,不斷豐富,經久積淀的本質特征,還原了川北農人在農耕文明進程中的堅韌質樸品性和浪漫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則體現于編者精心挑選與整理的唱詞、唱本,從中凸顯了川北薅草鑼鼓蘊藏的教化、審美和娛樂功能――唱詞、唱本或敘歷史,或講故事,取材于廟堂鄉野,立意于揚善懲惡,有的勸導勤儉孝悌,有的褒揚忠厚仁義,有的贊美忠貞愛情……而幽默風趣的語言,一波三折的情節,活靈活現的描述,戲說歷史的想象與夸張,則表現了說唱歌手的機智與技巧。這些都為今人研究傳統民俗文化并賦予時代特色帶來有益的啟示。
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曾說:“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精神,祖文傳之,子孫繼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底源泉也。”民俗文化不僅承載一個民族的傳統與習慣,還包含一個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與今日與未來息息相通。辨析其缺失,弘揚其優長,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愿《川北薅草鑼鼓》展示的文化魅力和編者身上所體現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能影響川北新一代民俗文化工作者接力發掘本土地域文化寶藏,在時代浪潮中不斷創造新的記憶,續寫新的篇章。
(本文系作者為《川北薅草鑼鼓》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