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就業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農村勞動力就業，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農村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和來自農業的收入持續下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向農業與農村以外轉移。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業比較效益低和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最主要動因。62％的外出者是因為農業的比較效益低，想外出多掙些錢；26.4％的勞動力是因為家中人多地少無活可干而外出。目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面臨諸多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農村勞動力總量還在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和轉移難度越來越大。隨著耕地面積的逐漸減少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林牧漁業所需勞動力規模還將進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業壓力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轉移空間越來越小。

第三，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職業適應能力差。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農村勞動力的整體水平，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素質上的局限性決定了他們在行業選擇上的局限性。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業、服務業及其他一些行業，大多數從事的是簡單勞動。當前非農產業技術進步、結構升級的步伐加快，對員工素質的要求不斷提升，素質較低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很難適應這一變化。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勞動力市場形勢的分析顯示，近年來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會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國城市中低級勞動力市場競爭過度，高級勞動力市場供給不足，“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這也給進一步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增加了難度。

第四，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視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農民工合法權益屢受侵害。

對于出現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長期以來走了一條非均衡式的發展道路。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政府采取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為工業提供積累，這使得農民的利益受到剝奪，城鄉間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顯。為了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國建立了森嚴的戶籍管理制度，將人口劃分為農業戶口的農村人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將戶口與就業、福利等掛鉤。國家對非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實行“大包大攬”和低價補貼政策，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福利則由農民自行解決。這種二元經濟政策導致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農民的全面貧困。改革開放后，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就業，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現象，對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形成一定的壓力。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改革的深化，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有人認為，農民進城打工搶了城市勞動力的“飯碗”。

許多地方還出臺了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辭退沒有本地戶口的外來勞動力，將其崗位轉讓給本地勞動力；收費，即向雇用外來勞動力的單位或外來人口個人征收就業管理費、就業調節金、暫住人口管理費，以用于下崗工人安置的相關經費；限制，即限定外來勞動力進入的行業或崗位。實際上，這種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懷疑的。首先，這種通過“騰籠換鳥”政策騰出來的崗位，本地勞動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沒有經過勞動技能方面的培訓，職業技能普遍較低，無法勝任城市工業的某些現代化勞動，只能進入非正規部門，從事一些城市勞動力不愿干的工作。從長遠看，我國應當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體系，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健全整合。

二、農村就業制約因素

對于農村就業問題，我國理論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討：（1）對于我國農村就業的特點、范圍、趨勢、富余勞動力和農村失業、農村貧困、農村和城鎮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壓力等；（2）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農村就業的影響；（3）對農業和非農業增長和生產力的影響，以及對工作數量和收入減少的估計；（4）農村就業中的性別問題；（5）農村就業的政策框架。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雖然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中介服務組織發展還很不平衡。已經建立的中介組織，特別是鄉鎮級的服務組織，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沒有形成相對集中統

一、信息暢通、運作規范的中介服務網絡。從勞動力轉移的渠道看，通過勞動力中介機構的占少數，多數屬自找門路、自行外出，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較大。對于農村勞動力就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

1、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進一步轉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化素質偏低。目前已經轉移的都是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英”，而仍滯留于第一產業、難于實現轉移的勞動力多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農村勞動力勞動技能低，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不多。三是農村滯留勞動力進取意識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識較強。

2、轉移空間的制約。首先，鄉鎮企業吸納能力的減弱。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鄉鎮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一批鄉鎮企業倒閉了，一批好的鄉鎮企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對勞動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吸納農村勞動力趨于絕對飽和和相對短缺。其次，城市容納有限。由于城鎮職工的下崗失業隊伍不斷擴大，新增勞動力加速，對農民工產生“排擠”。再次，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不快，減弱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功能。

3、配套政策滯后的制約。首先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放棄土地、脫離農村的農民工進城后得不到與城市人一樣的醫保、養保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使轉移勞動力還有后顧之憂，不得不成為離農不離土的兼職農民。第二是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組織農民開展土地流轉，從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農民不能成為規模經營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因土地的牽制而成為兼業農民。第三是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一部分想脫離農村、扎根城市的農民，因為戶口不能解決，而導致住房、子女入學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影響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第四是缺少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上的扶持，使農民出國、進城務工支付過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

1、逐步打破城鄉壁壘，取消各種歧視性政策。傳統的戶籍制度導致了城鄉之間明顯的經濟勢差和社會勢差，勞動力市場中也出現了很多歧視性就業政策，最終影響城市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對其實施深度改革。當然，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盡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則逐步推進。在這一漸進過程中，關鍵在于社會總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非農業部門吸納一個勞動力，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基礎設施條件的資本投入。同時，應當逐步打破各種行業壁壘和區域分割的局面，使農民能夠逐步進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從業的行業，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

2、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當前，政府對勞動力的調控應從僅由面對城鎮就業，擴大到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全體勞動者就業，逐步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把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

（1）加強各地政府調控勞動力市場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業率作為各級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要加快各級政府在提高再就業率、采取再就業措施方面的法律責任。各級政府要把控制失業率、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擺在優先位置。政府部門應成立對農村勞動力市場進行管理的專門部門，建立一套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法律和政策體系，包括防止就業歧視、保護平等競爭、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行為、消除市場障礙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為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地運行創造環境和條件。同時，依據政策法規和勞動合同，開展爭議仲裁處理和勞動監察工作。還應打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勞動力供求信息溝通不暢的局面，由各級政府牽頭，以勞動主管部門為主，各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組建區域性或省級統一的勞動力供求信息網絡。

（2）加強法律法規建設。盡量依靠法制調控勞動力市場，規范市場運行秩序要以國家現行法規《勞動法》為“龍頭法”，通過制定就業促進法、職業介紹法等法規，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包括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和維護市場秩序以及政府宏觀調控、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為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提供法律保障。應當完善勞動爭議、勞動仲裁、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同時，動用勞動監察手段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解決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爭議問題，以便保護企業和勞動者擇業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正常發育和運行。

（3）建立完善的勞動監測指標體系。把農村的失業率、工資增長率、工資結構、勞動關系緊張程度等作為監測內容。同時，建立統計監測制度、聯絡員制度和信息反饋系統、監測預警系統及綜合調度系統，逐步實現對勞動力市場運行狀況的監測預警。

（4）改革工資體系。除國家公務員外，其他就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應由企業、部門在國家法規框架內自行制定，讓工資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勞動力資源的地區和行業配置，通過彈性工資計劃、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企業工資監督檢查制度等措施，加強對工資發放的宏觀調控。通過深化內部分配制度改革，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勞動者的素質和所承擔的任務，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工資標準，使工資水平基本反映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從而發揮工資對勞動者就業方面的調節作用。

篇2

一、指導思想

為了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必須加大對農村地區促進就業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斷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來源渠道，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努力使農村中富余勞動力在不斷提高素質的同時，轉移到二、三產業發展中來，切實解決好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使城市建設和農村發展良性互動，有機統一。

二、目標任務

完善以政府主導的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社會責任體系，緊緊圍繞以促進非農就業為目標，千方百計擴大非農就業，建立各鎮促進非農就業聯席會議制度。各相關部門緊密合作，定期研究促進非農就業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決的方法，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促進非農就業的各項扶持政策，形成促進非農就業的長效機制。期間新增就業崗位每年不少于3萬個，其中非農就業每年3000人次以上；農村“雙困人員（生活困難、就業困難）就業安置率努力達到100%。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著力提升勞動者的職業技能素質。期間培訓各類職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達到其總數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各項功能，大力推進非農就業

1、健全政府促進非農就業責任體系，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調控功能。強化各級政府促進非農就業的責任、完善促進就業目標考核體系，把就業目標與經濟發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檢查、同安排。根據每年制定的促進就業目標計劃，明確考核內容和考核辦法，并將考核結果及時反饋給被考核單位和相關部門。

各鎮政府應加大政府促進非農就業的資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資購買就業崗位的各項管理措施，形成優先吸納本地區勞動力就業的良好環境。

2、不斷優化就業扶持政策，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據的實際，實施對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就業和實現自我創業給予交通費補貼與創業補貼政策措施，對農村“雙困”人員市場就業的給予社會保險費補貼，補貼標準按鎮保繳費基數設定。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鼓勵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非農就業。對能創造較多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和有效的扶持。發展有一定就業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務事業并適合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公益性項目，支持有市場潛力的非正規勞動組織發展壯大。同時疏通勞務輸出渠道，擴大輸出規模。

3、重視解決純農戶的就業問題，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引導功能。在全區對純農戶家庭的人員結構、文化、技能、求職意向等開展排摸，期間，對純農戶家庭，實現有一人以上非農就業，提高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農村“雙困”人員就業援助機制，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對農村“雙困”人員的就業托底機制，積極整合社會資源，不斷拓寬農村“雙困”人員安置渠道。加強對農村“雙困”人員進入、認定、退出的動態管理，確保出現一個、認定一個、安置一個、保障一個。

5、優化社區微小型企業創業環境，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就業扶持功能。認真落實農村富余勞動力享受與城鎮勞動力相同的就業服務和就業優惠政策，積極做好開業貸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條件的街鎮應當提供創業場所，提供失業人員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創業經營場地，加大開業指導工作力度。農村富余勞動力創業貸款5萬元以下，免除個人擔保，積極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以創業促就業。

6、提升公共就業服務水平，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綜合服務功能。進一步健全網上公共職介平臺，在現有就業服務機構三級網絡的基礎上，鎮勞動保障事務所建立農村就業服務中心，開設專門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求職服務的公共招聘就業窗口，方便求職，降低求職成本。全面掌握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狀況和求職意向，做到“一人一檔”，實施職業指導聯系卡制度，重點關注正在培訓和有求職愿望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征地勞動力，為他們提供個性化的職業指導服務。

(二)加大培訓力度，不斷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競爭能力

1、進一步健全市場化、社會化的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機制。加強針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工作的指導，進一步完善政府主導、面向市場、政府出資購買培訓成果的職業培訓機制。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特別是抓好郊區青年萬人培訓項目的落實。

2、探索建立職業培訓政府補貼新思路。加大政府對職業培訓投入的力度，逐步為農村勞動力建立個人培訓賬戶，為每一個賬戶注入一定的資金額度（每卡每年2000元），實現職業培訓政府補貼賬戶化和人本化的操作模式。

篇3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特征及判定標準

Doeringer和Hole(1971)通過對美國低工資勞動力市場的觀察和研究發現，旨在提高低收入群體勞動力市場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顯，因為高、低工資者或在業者與失業者之間的人力資本差別并不大，于是他們認為有理由把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級勞動力市場和二級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資：一級勞動力市場所提供的工資較高且工資分布曲線陡峭；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較低且工資分布曲線扁平。(三)任職要求：在一級勞動力市場上，任職者必須受過一定的教育。而且對有些工作來說，培訓是非常重要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對任職者的教育和培訓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對員工進行培訓。(三)流動性：一級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是縱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內部流動，體現為升遷機會；二級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則基本上是橫向的，這種流動不是體現為升遷，而是就業轉換。(四)失業風險：一級勞動力市場員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較小，就業穩定；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個人則面臨著較高的失業風險。簡而言之。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本質是“同工不同酬”。

根據分割勞動力市場的特征，對中國城鄉勞動力是否分屬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的判斷，則可以化為對下面四個問題的回答：(一)在所有非農就業的勞動力的工資分布曲線上，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線的左右兩端；(二)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是否有顯著差別；(三)在人力資本可比的條件下，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是否可以順利進人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崗位就業；(四)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就業的穩定性是否有差別?如果有，分別是什么樣的?如果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分屬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對第四個問題的回答是對上述判斷的進一步印證。

二、中國城鎮與農村勞動力分屬于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判定

根據上文所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判定標準，計算城鎮與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工資與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驗證“同工不同酬”，這一點是判斷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核心。理論上判斷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在工資分布曲線上的位置，應當把城鄉所有非農就業的勞動力按工資水平從低到高捧列，計算每一個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頻數，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現象：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大都集中于曲線上工資水平較低的一端，城鎮勞動力大都集中于曲線上工資水平較高的一端。此操作實施起來的困難在于每一工資水平上城鄉勞動力數量的統計。可以通過下述方法替代：計算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工資與城鎮勞動力人均工資之比，如果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勞動力在工資分布曲線上的分布距離越遠，則此比值越小。上世紀90年代之前，這一比例相對較高，但逐年緩慢下降。而在1990年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總體上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在鄉鎮企業就業是農村非農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鄉鎮企業發展的轉折點，這可能是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收入與職工平均工資之比劇烈變化的原因。

人力資本投資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有利于增加收入。獲取較高的工資應具備相應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收入與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之比是否體現了人力資本存量的差別尚需進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從表1來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外來勞動力中無論是農村遷移者還是城市遷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勞動力。農村遷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學到中專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與農村遷移者相似，小學到中專水平的比例稍低，為85.9％；城市遷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學本科，比例接近93％，明顯高于農村遷移者和城市本地勞動力在相應組別上的比例，這可能是因為只有人力資本存量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業上的劣勢。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中專為12年、大專及以上為16年給受教育程度賦權重，則農村遷移者、城市遷移者、城市本地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9.5年、12.4年、9.7年。農村遷移者與城市本地勞動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無幾，農村遷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約為城市遷移勞動力的77％。農村遷移者大體上涵蓋了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是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這一指標。

表1僅是反映了2000年城鄉勞動力的受教育情況，表2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家庭勞動力的受教育狀況。此處的農村家庭勞動力既包括農村遷移者也包括留在農村當地的勞動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前者。故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遷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農村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數值，注意到2000年的數據的確印證了這一點。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況很好，國家的教育政策穩定推進，可以推斷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個循序發展的過程，2000年城市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7年，此后與此前各年城市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應在9.7年上下變化。同樣農村家庭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情況也是平穩的變化，如表2所示。如果給農村遷移者和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繪制一條曲線，這條曲線的走勢將十分平穩，同時可以發現農村遷移者和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懸殊。另一方面，如圖2所示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工資與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之比曲線的走勢相對不平穩，且工資的差別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別。以2000年為例，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收入與城鎮勞動力人均工資之比僅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無幾。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如果人力資本存量相差無幾而工資水平差別很大，或者工資水平的差別大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差別，則不能否認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認為城市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分屬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

三、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特征

農村遷移者的就業相對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貿易及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合計占82.4％，并且僅在這4個行業中，農村遷移者的就業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農林牧漁、采掘業外，城市遷移者在所有其他行業的就業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勞動力在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

售貿易及餐飲業、社會服務業4個行業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業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類勞動力在就業的行業分布上是不一致的，農村遷移者與城市遷移者、城市勞動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較低，工作條件較差，發展前景暗淡的行業中。

農村遷移者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業人員、生產設備操作人員兩種類型，兩者比例合計為83.3％，大約是城市勞動力的1.7倍，是城市遷移者的1.5倍。農村遷移者僅在這兩個職業類型的就業比例大于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分布。各類勞動力在就業的職業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農村勞動力更換工作頻繁。深圳市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進城后更換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換過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換過2次的占17.4％，更換過1次的占18.9％?？梢?，城市農民工的工作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他們往往較頻繁地更換工作。在傳統正規部門即“單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資、福利待遇等與“單位”具有較為密切的關系，因而更換工作的比例較低。而大多在私營或個體企業等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城市農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臨時性。農民工往往根據對工資、工作環境滿意度以及自身社會網絡資本積累和擇業能力。決定是否更換工作。雖然農民工能較自由地更換工作，但往往很難進入城市勞動力所在的工作崗位。

四、結論和政策性含義

篇4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現狀

農村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和來自農業的收入持續下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向農業與農村以外轉移。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業比較效益低和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最主要動因。62%的外出者是因為農業的比較效益低，想外出多掙些錢;26.4%的勞動力是因為家中人多地少無活可干而外出。目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面臨諸多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農村勞動力總量還在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和轉移難度越來越大。隨著耕地面積的逐漸減少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林牧漁業所需勞動力規模還將進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業壓力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轉移空間越來越小。

第三，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職業適應能力差。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農村勞動力的整體水平，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素質上的局限性決定了他們在行業選擇上的局限性。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業､服務業及其他一些行業，大多數從事的是簡單勞動。當前非農產業技術進步､結構升級的步伐加快，對員工素質的要求不斷提升，素質較低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很難適應這一變化。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勞動力市場形勢的分析顯示，近年來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會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國城市中低級勞動力市場競爭過度，高級勞動力市場供給不足，“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這也給進一步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增加了難度。

第四，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視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農民工合法權益屢受侵害。

對于出現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長期以來走了一條非均衡式的發展道路。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政府采取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為工業提供積累，這使得農民的利益受到剝奪，城鄉間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顯。為了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國建立了森嚴的戶籍管理制度，將人口劃分為農業戶口的農村人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將戶口與就業､福利等掛鉤。國家對非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實行“大包大攬”和低價補貼政策，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福利則由農民自行解決。這種二元經濟政策導致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農民的全面貧困。改革開放后，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就業，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現象，對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形成一定的壓力。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改革的深化，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有人認為，農民進城打工搶了城市勞動力的“飯碗”。

許多地方還出臺了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辭退沒有本地戶口的外來勞動力，將其崗位轉讓給本地勞動力;收費，即向雇用外來勞動力的單位或外來人口個人征收就業管理費､就業調節金､暫住人口管理費，以用于下崗工人安置的相關經費;限制，即限定外來勞動力進入的行業或崗位。實際上，這種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懷疑的。首先，這種通過“騰籠換鳥”政策騰出來的崗位，本地勞動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沒有經過勞動技能方面的培訓，職業技能普遍較低，無法勝任城市工業的某些現代化勞動，只能進入非正規部門，從事一些城市勞動力不愿干的工作。從長遠看，我國應當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體系，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健全整合。

二､農村就業制約因素

對于農村就業問題，我國理論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討:(1)對于我國農村就業的特點､范圍､趨勢､富余勞動力和農村失業､農村貧困､農村和城鎮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壓力等;(2)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農村就業的影響;(3)對農業和非農業增長和生產力的影響，以及對工作數量和收入減少的估計;(4)農村就業中的性別問題;(5)農村就業的政策框架。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雖然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中介服務組織發展還很不平衡。已經建立的中介組織，特別是鄉鎮級的服務組織，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沒有形成相對集中統一､信息暢通､運作規范的中介服務網絡。從勞動力轉移的渠道看，通過勞動力中介機構的占少數，多數屬自找門路､自行外出，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較大。對于農村勞動力就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

1､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進一步轉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化素質偏低。目前已經轉移的都是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英”，而仍滯留于第一產業､難于實現轉移的勞動力多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農村勞動力勞動技能低，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不多。三是農村滯留勞動力進取意識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識較強。

2､轉移空間的制約。首先，鄉鎮企業吸納能力的減弱。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鄉鎮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一批鄉鎮企業倒閉了，一批好的鄉鎮企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對勞動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吸納農村勞動力趨于絕對飽和和相對短缺。其次，城市容納有限。由于城鎮職工的下崗失業隊伍不斷擴大，新增勞動力加速，對農民工產生“排擠”。再次，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不快，減弱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功能。

3､配套政策滯后的制約。首先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放棄土地､脫離農村的農民工進城后得不到與城市人一樣的醫保､養保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使轉移勞動力還有后顧之憂，不得不成為離農不離土的兼職農民。第二是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組織農民開展土地流轉，從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農民不能成為規模經營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因土地的牽制而成為兼業農民。第三是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一部分想脫離農村､扎根城市的農民，因為戶口不能解決，而導致住房､子女入學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影響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第四是缺少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上的扶持，使農民出國､進城務工支付過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

1､逐步打破城鄉壁壘，取消各種歧視性政策。傳統的戶籍制度導致了城鄉之間明顯的經濟勢差和社會勢差，勞動力市場中也出現了很多歧視性就業政策，最終影響城市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對其實施深度改革。當然，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盡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則逐步推進。在這一漸進過程中，關鍵在于社會總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非農業部門吸納一個勞動力，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基礎設施條件的資本投入。同時，應當逐步打破各種行業壁壘和區域分割的局面，使農民能夠逐步進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從業的行業，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

2､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當前，政府對勞動力的調控應從僅由面對城鎮就業，擴大到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全體勞動者就業，逐步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把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

(1)加強各地政府調控勞動力市場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業率作為各級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要加快各級政府在提高再就業率､采取再就業措施方面的法律責任。各級政府要把控制失業率､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擺在優先位置。政府部門應成立對農村勞動力市場進行管理的專門部門，建立一套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法律和政策體系，包括防止就業歧視､保護平等競爭､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行為､消除市場障礙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為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地運行創造環境和條件。同時，依據政策法規和勞動合同，開展爭議仲裁處理和勞動監察工作。還應打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勞動力供求信息溝通不暢的局面，由各級政府牽頭，以勞動主管部門為主，各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組建區域性或省級統一的勞動力供求信息網絡。

(2)加強法律法規建設。盡量依靠法制調控勞動力市場，規范市場運行秩序要以國家現行法規《勞動法》為“龍頭法”，通過制定就業促進法､職業介紹法等法規，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包括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和維護市場秩序以及政府宏觀調控､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為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提供法律保障。應當完善勞動爭議､勞動仲裁､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同時，動用勞動監察手段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解決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爭議問題，以便保護企業和勞動者擇業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正常發育和運行。

(3)建立完善的勞動監測指標體系。把農村的失業率､工資增長率､工資結構､勞動關系緊張程度等作為監測內容。同時，建立統計監測制度､聯絡員制度和信息反饋系統､監測預警系統及綜合調度系統，逐步實現對勞動力市場運行狀況的監測預警。

(4)改革工資體系。除國家公務員外，其他就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應由企業､部門在國家法規框架內自行制定，讓工資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勞動力資源的地區和行業配置，通過彈性工資計劃､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企業工資監督檢查制度等措施，加強對工資發放的宏觀調控。通過深化內部分配制度改革，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勞動者的素質和所承擔的任務，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工資標準，使工資水平基本反映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從而發揮工資對勞動者就業方面的調節作用。

篇5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正面效應；負面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2-0095-04

我國改革開放政策之后，由于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二三產業或者本地非農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所引起的城市和農村經濟和社會狀態發生的變化，被稱為轉移就業效應，這種變化對于社會整體效用來說是提高的，但是具體到某個方面，有正面效應，也可能出現負面效應，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人力資本投資問題，就是要通過人力資本投資避免出現那些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使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在一個正常的軌道上行駛。

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走出農村轉移到城鎮和本地非農就業，對于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為農業規?；洜I創造一定的條件，增加了農民的人均收入，為農業和農村發展積累了一定的資金。轉移后的就業市場對于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促使農村勞動力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主動習得一定的技能，將先進文化和理念帶入農村，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觀念差距。但是由于轉移就業的勞動力多為農村中的優秀人才，所以導致農村人力資本的流失，若缺乏有力的補償機制會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農村的“386199部隊”現象，留守兒童和老人比例過高，農村人口整體人力資本存量下降等問題。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正面效應

(一)轉移就業的收入增加效應

農村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效率較高的二三產業就業，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城鎮組織，都增加了轉移主體的收入。盡管整體的城鄉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但是事實上轉移就業農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轉移就業的工資水平較轉移之前從事農業更高，這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動力，同時也是轉移就業的一個結果。改革開放之前，農村居民收入主要是依靠農業生產經營，主要是以糧食作物等實物形式為收入來源，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進程變化，農村居民收入中農業經營收入所占比重越來越少，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比重逐年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推動農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據統計，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已經由1985年的13.2％增加到2006年的27.4％，農業經營性收入占比由1985年的73.2％下降到2006年的54％。雖然農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但是轉移就業的收入已經成為總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規模的擴大，轉移就業收入將成為農村家庭總收入增長的新動力。

據不完全統計，在有外出成員的農戶家庭，戶均外出務工的收入已經占到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4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人均年收入達到6471元，年均寄帶回家現金3411元，由此推算2004年年初勞動力轉移就業收入約為12942億元，年均寄帶回家現金6822億元。這種通過轉移就業實現的資金資本的積累增強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不僅提高了生活質量，而且增加的收入還可以投入農業生產和農村非農產業生產，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

(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效應

勞動力地區之間和產業行業之間的轉移流動也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在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過程的投資，人力資本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有利于促進城鄉信息的交流，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通過外出就業、二三產業就業、工作中的培訓和經驗的積累，“干中學”的過程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更為重要的是，在轉移就業過程中，更好地了解了農村之外的城市生活、開闊了眼界，能夠初步打破二元經濟社會造成的落后觀念，樹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商品觀、財富觀、效率觀、價值觀、競爭觀、人才觀等現代觀念，有利于二元經濟中社會結構的轉變。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后不僅是收入的增加，資金的回流，由于特有的“兩棲人”的特點，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流動還有人力資本的回流示范效應?，F有轉移就業的主體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轉移后收入的增加、生活的變化，會影響到未轉移的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觀念，加強對自身或者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延長受教育年限或者主動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訓，也會增加健康投資或者進行遷移投資，從而使得農村人力資本水平得以提升。正所謂“農民在流動中改造了自己，也在改造別人”。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是通過推動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來實現的。由于歷史原因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加快，我國城鎮化的速度遠低于工業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二三產業就業后，不但滿足了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轉移勞動力對基本生活的消費，帶動了城鎮交通運輸、餐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城鎮建設和發展，有助于加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步伐。

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有顯著的提高，由1949年的7.3％到1978年的17.9％上升為2008年的45.68％②，而城市化水平的變化伴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步伐，盡管由于歷史原因造成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功不可沒。對照錢納里(1998)的研究結果，我國2008年的人均GDP為3300多美元，應該處于6、7階段的52％一60％之間的城市化水平，而我國只有45.68％，若根據我國實際80％多的非農產業結構看，城市化率應該在60％以上，但是若根據60％左右的就業結構的非農產業勞動力比重看，城市化率應該在50％左右?？梢姵鞘谢脚c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同步的，而落后于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因此，我國還應該通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實現進一步的城市化水平。

根據2007年和2006年的城市化率和非農從業人員比重變-化，可以計算出2007年我國的城市化與非農從業人員偏離系數為0.40，說明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推動著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進程落后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進程。

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高級化變化過程也是經濟增長的過程，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通過促進城市化和工業化推動了經濟增長。同時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就業之后，形成農村土地規模相對擴大的效果，以及轉移勞動力寄帶回現金的經濟支撐，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勞動力為代表的生產要素的自由的有限理性流動無疑已經提高了要素的生產效率，農村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效率較高的非農

部門就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得到了認可。據世界銀行統計，就業結構變革的進程為中國1978-1995年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而勞動力轉移就業可以解釋16％的GDP增長。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過程中的負面效應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所帶來的個體收入增長效應、外溢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效應、整體的經濟增長效應顯示應該大力推進該項工程的進行，然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同時也為移出地和移人地帶來了一些不和諧的方面，會出現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負面效應，應該更為關注這些負面效應，正確分析對待，并盡力制定一些政策措施來抵御這些負面效應產生的不利影響。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可能產生移出地的農業發展減緩的　負面效應

由于工業化對于勞動力的需求特點和人力資本水平導致的能力和素質差異，相對于未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城鎮二三產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資料統計，2006年11891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就業，平均年齡為33.1歲，男性為65.8％，有74.6％的轉移勞動力是初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具體見表2所示：

正如上表中所示，年輕力壯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勞動力轉移的規模比較大，而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是老人(50歲以上的農業勞動力占44.3％)、兒童(義務教育的力量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讀書上學，有些兒童過早成為農業勞動力)、婦女(因為孩子和老人要照顧，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女性轉移就業的比例低于男性)以及人力資本水平較低(55.3％的農業勞動力是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可以想象，這樣的勞動力結構肯定會影響到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這個結論與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并不矛盾，確實，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高了轉移者個體的收入，也促進了整個經濟的發展，但是對于移出地來說，資源優化配置的屬性使得轉移就業的流動是理性的，但留給移出地的無疑是一種優質資本流出之后的荒涼與無奈。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來越寬松的戶籍政策使得越來越多的轉移勞動力選擇留在城市，寄帶現金數量和資金回流效應已經減弱。

對于移出地的負面作用更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荒蕪現象，由于現有土地政策和傳統觀念的影響，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一般不會轉讓原有的土地，有家人的就簡單維持，沒有家人的甚至撂荒，尤其以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安徽、重慶、湖北等地最為嚴重，一些地區的撂荒率甚至達到20％，總體的撂荒水平也在5％一6％之間。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后的土地撂荒的現實影響了我國的糧食生產，不利于農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可能產生移入地的二元分割效應

如此之大規模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到城市勞動力市場，由于能力、技能、素質等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他們只能進入到不穩定、工資水平較低、受尊重程度不高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受雇于非國有經濟部門或進入非正規部門就業。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6年城鎮就業人員的平均月收入為1713.86元，而同期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平均月收入為965.38元，后者僅為前者的一半多一點。如果按照小時工資計算，考慮轉移勞動力的加班加點和工作時間的延長情況，則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就更低，僅為4.05元／小時，低于城市勞動力5.7元／小時的平均水平，且每一類崗位都要低。而且就是這種比較低的工資還經常被克扣、被拖欠，其他的勞動權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市場上處于邊緣化的狀態。

轉移的農村勞動不僅就業上受到歧視，生活狀態同樣也不容樂觀。衣食住行中，穿衣可以不講究、吃飯可以簡單對付、交通可以步行或乘公交或騎車，但住房是個大問題。憑借轉移后只能維持生存的收入，在房價飛速飆升的城市中要想買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只能是到偏遠的城鄉結合帶租住簡陋的房屋，基本生活條件比較差，治安較亂，而且逐漸形成了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聚居區，或成為城中村，造成了城市中的二元分割狀態，就連農村勞動力的子女也受到分割狀態二元教育的影響，不能與城里孩子一樣享受同等資源的受教育權利。

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內部二元分割的狀態中，一方面是比較差的生活質量和艱苦條件，另外還承受著來自鄙視的屈辱，文化娛樂本身的匱乏和法制觀念的淡漠，經常出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擾亂社會治安甚至違法事件。有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對城市就業的影響，是通過增加一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增加二級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共同作用形成。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在為經濟做出貢獻的同時，確實為移人地增添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對城鎮勞動力的就業狀態和工資收入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城市原來的中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而且對于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影響大于就業率影響，城市勞動力會降低保留工資而不是放棄就業，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沒有對城市中高收入階層造成影響，說明轉移就業活動將會使得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差距更大，會產生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城市二元分割現象。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可能導致差距擴大效應

盡管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對于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同時和各種收入差距的擴大有一定的關系，在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與各種收入差距關系上，學者們也有著不盡相同的研究結論。

1.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效應。如前所述，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轉移的個體有收入增加作用，這種效應同時會增加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原本貧窮的農村地區。富裕地區中轉移的勞動力一般出自低收入家庭，而貧困地區的轉移勞動力一般出自中上收入的家庭。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二三產業的就業，在鄉鎮企業或者城鎮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工資收入。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6年轉移就業農村勞動力工資收入1375元／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長17％，對農村居民純收入增加總量的貢獻率為60％。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地區的收入差距擴大應該源自于各地區之間、各家庭之間、各勞動力之間所獲工資性收入的差異。

2.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效應。由于我國嚴重的勞動力市場分割，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二三就業，對一級勞動力市場基本不產生影響(當然，可能會因為一些社會管理問題而產生管理崗位，會增加對一級市場勞動力的需求，工資會更高)。工資等薪酬是勞動力市場價格的體現，既然是價格，就會受到供給的影響，由于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增加了分割狀態的二級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造成城市非技術工人的工資率下降，從而會擴大原有的一級與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差別，形成城鎮組內收入差距的擴大效應。

3.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效應。我國每年新增的轉移農村勞動力中，有一半在省外就業，這種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于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影響是復雜的。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對移入省做出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正如經濟學家厲

以寧教授所言“沒有廣大農民工的南下和東進，沿海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得如此之快”。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經濟發達的東部就業，極大地促進了東部地區經濟的增長，相應地導致東西部地區差距的擴大。我國地區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擴大，隨著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394元，總體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從0.12上升到0.21。由于農業更易受到自然變化等非人為因素的影響，農村的地區收入差距大于城鎮的地區收入差距，且波動更為明顯。城鄉收入差距是總體地區收入差距形成和變動的主要原因。越是落后地區，其內部的地區差距越大，西部地區的內部收入差距最大。

4.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效應。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解釋，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向二三產業就業能夠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同時降低或者抑制二三產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如此循環縮小城鄉差距，抑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進而達到二元向一元的轉化。然而我國的城鄉差距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擴大同時在發生，學者的實證分析也證實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沒有縮小城鄉差距，并沒有實現理論預期的效果。我國勞動力大規模鄉城流動與城鄉差距同時擴大是個“理論悖論”。

不管是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數還是城鄉收入差距倍數都在顯示，自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趨勢愈加明顯，見圖1所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4元，增長了36倍，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3元增加到15781元，增長了46倍。事實上，我國城鄉差距可能比人們普遍接受的程度還要更大，目前的計算是按照統計局個人收入的概念，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較，并沒有真實反映城鄉之間實際收入或者實際福利水平的差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其所享受到的像公費醫療一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城鄉之間實際的收入比可能比三倍多要高。如果考慮非貨幣因素進行估算，我國城鄉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盡管形成這種實際城鄉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實證研究和現實情況卻顯示，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就業，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滯后于城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