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非遺文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傳統非遺文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非遺文化；傳統傳承；媒介融合；黃酒技藝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40-03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媒介融合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熱點與前沿課題。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及其對內對外傳播過程中，在口頭傳承、實物展示、親身實踐和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傳播技術與媒介手段的綜合運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協同的傳播效應。為此，本文將選取典型案例來深入探討非遺文化傳播中的傳統傳承與媒介融合的理論問題。

一、黃酒技藝：作為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活體媒介，中國憑借其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浙江省人杰地靈，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浙江省的項目數量位居榜首。近年來，浙江省在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被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酒文化無疑具有較高的世界公共認可度，而產自中國的黃酒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在黃酒當中，以紹興產的黃酒最為悠久有名，不僅具有廣泛的市場認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藝，還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持續的技藝傳承。其中，“紹興黃酒釀制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紹興花雕制作工藝”則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前者系黃酒本身的釀造技藝，而后者主要表現在黃酒外包裝上的繪畫雕刻設計等工藝，這表明紹興黃酒不僅有內涵之質，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傳統傳承：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日常形態與媒介影響

在國內外的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紹興黃酒文化得以傳承傳播，其實與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方式息息相關，也與傳統媒介的傳播有著密切關系。紹興黃酒技藝能夠得以保護、流傳和不斷優化改進，不僅由于它的產品本身深受消費者的喜愛，還與黃酒傳統的廣泛的傳播方式有著深切的聯系。與黃酒技藝有關的宣傳、普及融合了各種傳播媒介，形成隱性傳播與顯性宣傳互相作用的傳播模式，使得黃酒為中國百姓所熟知，黃酒文化、黃酒技藝也借此得以傳承傳播。經過考察分析，其傳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傳統酒俗與日常生活消費進行傳播。紹興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古老城市，它的風俗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這種地方特色的重要內容。在紹興，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與酒發生聯系，寄托著當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頭酒的傳統習俗。當孩子滿月時，要剃頭，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擺酒宴請，還要向鄰里親友分送染成紅色的“紅雞蛋”等。在拜過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發師用一盅酒代水，給嬰孩潤發，然后剃“瓦片頭”。接著就是親友輪流抱過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頭酒”。與此類似的，還有所謂的“得周酒”，即孩子長到一周歲，同樣得辦酒席，以款待親朋好友。還有壽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紹興酒俗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女兒酒”，又名“花雕酒”。晉代嵇含《南方草木狀》記載：“女兒酒為舊時富家生女、嫁女必備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兒時，就釀酒埋藏，嫁女時就掘酒請客，形成風俗。到后來，生男孩子時，也照樣釀酒埋酒，盼兒子中狀元時慶賀飲用，又叫“狀元紅”。可見，在紹興，酒俗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黃酒成為當地人的日常消費品，其傳播的主要方式為人際傳播、口碑傳播和群體傳播。

（二）借助言傳身教的知識傳承與親身實踐。“紹興黃酒釀制技藝”主要是借助師傅帶徒弟式的言傳身教進行知識傳承。根據2010年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專訪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省級傳承人潘興祥的解說介紹，盡管目前已經有了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但是在釀制過程中，還需要有經驗的師傅把關，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即所謂的“開耙”，他反復演示和操作，初看起來很輕松，但是經由潘師傅現場講解起來，開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別細膩，不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點，還有手感溫度、抓握起來的粘度等，都需要師傅的準確把握，一個酒廠里面，往往僅有少數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訣。另據2011年12月9日《紹興縣報》頭版報道，當年87歲高齡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被譽為中國“黃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紹興酒有限公司的釀酒車間，為新釀手工黃酒開耙，并向釀酒師傅們傳授開耙技藝。這說明傳統的手把手傳授，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傳統價值。學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脫離長期的親身實踐和持續的熏陶訓練。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隱秘的傳播方式，還是心口相傳和體驗學習過程。當然，現代的傳播媒介已經可以將影像完整記錄下來，但可記錄的形態并不一定都可復制、可實用，內在的精髓難以僅僅借助媒介傳播而完全傳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傳統媒介的信息傳遞與文化傳播。在新媒體和融合媒體出現之前，黃酒文化必然借助傳統媒介進行傳播，在當今，這種傳統媒介依然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書籍對酒文化的傳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國有著獨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國人對酒的熱愛與講究，各種與酒相關的書籍、書中與酒相關的橋段不勝枚舉，黃酒文化得以在各類書籍中散發魅力，而其背后的黃酒釀造技藝、花雕制作工藝也得到無形的傳播。對酒文化的介紹比較有意趣的書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攜楊早博士編選的《酒人酒事》[1]，書中有多篇涉及黃酒文化的記錄，多為文人軼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發二級傳播，從而形成較好的口碑效應和文化影響，同時此類作品適于對黃酒品牌進行二次傳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對于黃酒文化傳播起到重要影響的是報刊，作為傳統的大眾媒介，報刊的文字圖片傳播具有便于閱讀檢索和便于攜帶投送等特點，是酒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載體。例如，《錢江晚報》《紹興日報》《紹興晚報》《華夏酒報》等報紙長期以來持續關注紹興黃酒文化的各類活動，關于紹興黃酒本身的介紹有文章《持蟹飲酒，紹興黃酒是絕配》等；關于黃酒文化活動介紹方面則涵蓋黃酒節開幕、黃酒博物館開放等；關于黃酒產銷方面則有《紹興黃酒戀上“創新營銷”》等。除此之外，這些傳統媒體還致力于保護黃酒品牌，澄清輿論，在黃酒釀造用水遭受公眾質疑時，《浙江日報》等主流媒體發文《紹興黃酒可放心飲用》以撫人心。再如，一些黃酒生產企業也辦有自己的企業報刊，具有傳播黃酒文化和提升黃酒制作技藝的潛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獻文檔價值。中國紹興黃酒集團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龍山）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家黃酒生產經營企業，該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為一個月，發放方式為在固定的高消費酒店進行免費發放；該公司還出版《古越龍山報》和《古越龍山》電子雜志，該雜志的封面口號即“讓世人了解黃酒，讓黃酒走向世界”，這恰恰體現了一種傳承傳播黃酒文化的使命與責任。

三、媒介融合：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數字化、參與性及產業化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中，當前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了數字化的新媒體傳播手段，例如運用新的互聯網技術可以獲取與傳播相關的歷史資料和數據信息，運用影像技術、動漫藝術可以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細節和工藝過程等，可以給人以惟妙惟肖、身臨其境的感覺。有研究者在借鑒國內外已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功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從“產業化、數字化、規范化、傳承化”四個方面提出了“構建出科學、可行性較強的紹興黃酒釀制技藝傳承與發展模式”[2]，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過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發展趨勢。

所謂媒介融合，其實它作為新聞傳播學和媒介研究的一個學術術語，主要是指“在數字技術推動下，不同媒介生產者、內容、渠道、接受終端之間，傳統邊界日漸模糊、趨于融合的軌跡日益清晰的現象和過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類型包括：“媒介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4]（P5-6），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當中，由于越來越多地采納新技術，事實上也呈現出媒介融合傳播的趨勢，為了便于討論，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互相關聯的三個層面。

（一）數字化與影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基礎。數字化，實際上將各種信息資料都變成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在計算機中進行制作交換的基礎信息，不論是文字、圖片、符號還是影像、音響、音樂、動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這其實也是媒介內容融合的一個基礎。數字化傳播技術意味著傳受雙方可以清晰地傳遞各類精準信息，在內容平臺上達到了某種融合共通。對于黃酒技藝方面的信息，數字化記錄可以做到將非遺文化傳承人的各種動作、形象、語言及姿態等都保留下來，還可以通過動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識點，讓人們易學易記，獲得直觀印象。

對于黃酒文化的各種儀式和相關釀制活動，也可以通過數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記錄保護，或者制作成紀錄片，拍攝成電視劇、電影引起大眾的關注、了解、喜愛乃至吸引后繼者的努力學習傳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國》中就有拍攝到黃酒釀制技藝在食物轉化過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說辭寫道：“立冬的清晨，紹興的天空開始下起小雨，這對釀酒師傅們來說是個好征兆。酵母菌喜歡江南冬季，這種綿長而又不劇烈的冷……每一年的儀式都是釀酒師們對自然表達的一種尊重。紹興的黃酒冬釀即將開始。”這里面就有種文字之美與影像之美的內在融合。此外，還有浙江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千年陳酒》，著名編導劉郎在片中根據紹興黃酒的釀造工藝流程，精心設置一條明晰的主線：原料糯米經過篩選、浸米、蒸飯、攤冷、落作（加麥曲、淋飯、鑒湖水）、主發酵、開耙、灌壇后發酵、榨酒、澄清、勾兌、煎酒、灌壇陳釀（3年以上），即為成品酒；同時他又將紹興黃酒文化作為一條副線，依次展開敘述紹興千年的歷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勵軍士的越王，有蘭亭的“曲水流觴”，有沈園的借酒澆愁，還有當地酒俗、紹劇風韻，以及魯迅、秋瑾、徐錫麟等人的典故。這也是在內容層面的傳播融合，即將工藝技藝與歷史文化的貫穿融合。

（二）參與性與儀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動力。參與性是指在內容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中，要讓廣大的受眾、消費者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在互聯網上有著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戶原創內容，就體現了廣大網民的參與性，這種自主自在的表達，所創造出來的內容，可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媒介融合傳播創造價值。第一，用戶可以將其參與（包括飲酒、自釀酒、學習體驗釀酒技藝、學習體驗花雕工藝）的內在體驗進行充分的表達，這樣，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與文化的傳承傳播，讓更多的人獲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許更多的人對具有某種隱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更大開放度的接觸，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間得以親自體驗。例如，在中國黃酒博物館中，據筆者訪談，相關負責人說，目前已經在博物館中展示紹興花雕制作工藝過程，游客可以近距離親身感觸到工人在繪制雕刻的細節，看到灰壇、瀝粉、油泥堆塑、彩繪裝飾等工藝環節。同時，黃酒博物館還將增加具有吸納游客體驗參與的傳統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的生產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撲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產過程；第三，營造儀式化的傳播空間，形成更為鮮活生動的傳播場域，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感和價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際，15家紹興黃酒企業代表舉行盛大儀式共慶冬釀，按傳統之儀恭請酒神，誦讀祭文，上香祭拜，其辭曰：“……稽山青青，朝暉夕映，三十六源，萬壑歸流。良心釀酒，神靈昭鑒，團結攜手，黃土變金……”在這個過程中，媒介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也產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儀式與盛大集聚的戶外場景在更高層面和更大空間形成了文化意義的融合升華。

（三）產業化與互聯網+――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當然，最為重要的且能將技術技藝完全落到實處的是產業化，即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當作一項可以贏利、可以創造新價值的產業活動，將其納入到健康有序的經濟軌道當中，使其通過商業化運作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電視劇《女兒紅》2015年9月在紹興開機拍攝，希望或許能帶來如同韓劇帶動韓國飲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應，帶動酒文化和黃酒飲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為火熱的“互聯網+”概念也將助力黃酒文化產業化。例如，可以通過“眾籌”和互聯網金融的方式，獲得民間資本的青睞，從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項目當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設“特色小鎮”的戰略規劃，“以新理念、新機制、新載體推進產業集聚、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第一批37個小鎮名單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黃酒小鎮”，即紹興東浦鎮。這將為黃酒文化產業化帶來新的契機，不僅包括黃酒酒業本身的發展，還有以黃酒文化為引領的旅游、休閑、養生、健康、創意、設計等多方位的協同發展創新，這就可能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即綠色、生態、共享、融合的文化傳播與社會創新。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黃酒技藝的傳承傳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深刻辯證關系，即一方面傳統文化禮俗、日常生活生產方式和傳統媒介傳播依然具有持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數字化、影像化、動漫化等新技術又不斷滲透到非遺文化傳播過程當中，在內容生產、渠道建設和終端呈現中形成不斷的媒介融合趨勢，并且在文化產業化過程中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傳承傳播形態，同時吸引更多的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從而在更大的社會空間中創造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黃酒文化和黃酒技藝的傳承保護，一旦能夠在浙江省政府引領的特色小鎮或者創意文化小鎮的建設中，得到落地開花，則有可能形成新的傳播媒介空間形態和創意文化產業形態，這一點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觀察研究。無論如何，在非遺文化傳播中，多種媒介的融合發展，傳統傳承與時代創新密切結合，必將開辟出越來越寬廣的發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參考文獻：

[1]夏曉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2]鄭燕飛，沈磊，李博，孫東芳.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模式――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J].現代商業，2014（36）.

[3]邵鵬.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新聞生產[M].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

[4]蔡雯.媒體融合與融合新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廖衛民（1971-），男，浙江平陽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傳播理論、新媒體、網絡傳播、文化產業等；

高 晶，張澤茜，景 歌，均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傳播系本科學生。

基金項目：2014年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計劃（新苗人才計劃）項目“非遺文化傳承保護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傳播影響：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編號：2014R406065）；

篇2

人們常說，華夏文明看山西。作為一名山西人，這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山西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的積淀非常深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類繁多，是一座蘊藏極豐富的寶庫，是中華民族文化當中最亮麗、最精彩、最生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植根于人民群眾，存活于老百姓的生活中，因此大力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保護民間技藝的需要，是傳承傳統文化的需要，更是促進山西文化繁榮昌盛的需要。正如在2016年兩會上，代表委員聚焦非遺保護與傳承，亮出的觀點是：讓非遺“活”在當下、“火”在民間，提出加大對非遺傳承人的培養力度、增強非遺發展后勁。這和我們宣傳非遺的主旨高度一致。

本刊傾力打造的特色閱讀專欄“傳承”，主旨是：關注非遺，助力傳承。作為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促進會的會刊，任務是為全省各非遺單位及非遺傳承人提供一個良好的文化宣傳及銷售平臺，并讓更多的人走近和了解非遺文化，使非遺項目得到更好地保護和傳承。《科學之友》每期精選一至兩個非遺項目，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宣傳，展示非遺魅力，領略非遺技藝，分享非遺文化，傳承傳統精髓。

對于非遺項目的專題宣傳，在省文化廳非遺保護促進會的協作下，我們提前策劃選題，通過尋找國家級、省級非遺項目，從歷史溯源、工藝制作步驟、傳承人譜系以及項目的現狀前景入手，來做深度的挖掘和系統梳理。自2015年起至今做過的非遺項目全部來自省內，分別為芮城縣永樂木雕、繁峙縣晉繡坊、介休市唐源古建琉璃制品、太原市梅花剪工作室、長治市黎城縣黎侯虎、陽泉張文亮刻花瓷、晉中魚羊包、平遙道虎壁王氏婦科、稷山螺鈿漆器、晉中霧酒療法、臨汾市襄汾縣晉作家具、平定砂器、芮城布藝、大同銅器、交城堆綾、侯馬蝴蝶杯、交城琉璃圪嘣等。

本刊非遺專題的呈現，受到了非遺方的喜愛，吸引了更多關注的目光，在弘揚、宣傳非遺文化遺產的同時，也對非遺項目起到了推動作用。通過大力宣傳非遺項目，有效增強了其創新能力，并帶動了非遺產品的銷售，并且因為其產品已廣泛推向省內外、國內外市場，如“晉酒”“晉醋”“晉藥”等，促進了人們對山西非遺文化的直觀感受和深刻體會，進而提升了山西的文化形象和影響力。

十年發展看經濟，百年發展看制度，千年發展看文化。山西省豐富的文化資源，是我們發展的底氣。作為非遺會刊，我們在不斷宣傳非遺項目的基礎上，今后要充分利用新媒體這一宣傳平臺，不斷提高非遺產品的知名度和其自身的文化魅力，給山西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注入新的活力，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篇3

關鍵詞：傳統文化；語文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02-166-01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們的祖先用文字記載了長達五千多年中華民族的光輝歷程，形成了中國文明于世界的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創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語文。站在時代的講臺，手執新教材的語文教師，應該義不容辭地擔當起這歷史使命，讓學生在祖國的燦爛的文化長河中游弋、翱翔，使中華文化傳統得以光大。

一、接近古詩文

1、誦讀積累

我們學校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要求三至六年級的學生主要背誦我校中華傳統文化校本教材《三字經》和《重慶市國學經典誦讀》，以及唐詩宋詞中的經典篇目每天利用晨讀時間讓學生大聲地朗讀，讓朗朗的讀書聲充滿校園。要求學生對所選內容反復朗讀，以至熟讀成誦，牢記在心。這個誦讀的過程，是對學生潛移默化地進行民族精神熏陶的過程。

2、情境解讀

傳統文化是厚重的，時代的變遷使有些詩詞句的內涵顯得深奧，學生不易接受，針對此種情況，我利用朝讀課的時間為學生講述“二十四孝”的故事，文化名人的故事“鑿壁借光”“程門立雪”等，他們聽了故事，了解了歷史，體味了詩詞的蘊意，大大提高了學生的誦讀興趣，增加了文化底蘊。

3、節日熏陶

傳統節日活動本身就是弘揚民族精神的最佳機會，在此期間開展的傳統教育活動會讓學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中秋節、重陽節組織學生朗讀李白的《月下獨酌》，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等詩篇，在清明祭掃烈士墓時誦讀杜牧的《清明》等詩篇。將節日融入中華經典誦讀的內容，能激發孩子們熱愛祖國、熱愛幸福生活的激情。在端午節來臨之際，引導學生查詢和端午節相關的一些信息，如端午節有哪些別名？端午節的來歷及與哪些著名的人物有關？你知道屈原魂歸汨羅江的事跡嗎？端午節有哪些傳統習俗？在查詢的基礎上進行交流。如果這些重要的傳統節日讓我們的學生在語文學習中有計劃地去探究、去實踐體驗，讓學生在實踐中學語文，在營造節日氛圍的過程中感受特有的民族風情，這樣的文化傳承是意義深遠的。通過多種形式的訓練，不僅可以幫助學生陶冶性情，感悟人生哲理，提升傳統文化素養，而且使學生積累了寶貴的寫作素材，提高了語文學習水平，可謂一箭雙雕。

二、親近古詩文

語文本來就是“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載體，歷來是一個人文化水準的最外在、最鮮明的標識。因此，我們要努力營造語文課堂的文化氛圍，力求語文課多一點文化氣息，讓學生在課堂上領略到“文化”應有的魅力。

1、創設文化課堂教學情景

（1）空間情景：在教室的墻壁上張貼古代名人的畫像和書法家撰寫的名言警句，在黑板報上專門開辟“民族文化快餐”一角，每天一首古詩，一句名言，以此來營造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2）導語情景：引用與課文相關的典故詩文，鋪墊蓄勢導入新課，激發學生強烈的學習欲望和興趣。在教學《匆匆》時，用漢樂府《長歌行》的詩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作為導入語，讓學生在學習中感悟流逝的時間我們不能碌碌無為，自然地導入新課，使學生茅塞頓開。

2、創設知識課堂教學情景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大量的引用古詩詞主要是為了對學生進行情感教育。例如，愛國主義情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為濃郁，最為強烈的部分。小學生都會接觸到的這些名篇名句：“但悲不見九州同”是南宋詩人陸游一生愛國憂民的真實寫照，王昌齡的《出塞》、李清照的《夏日絕句》都抒寫出了他們的愛國之情。教學時，我們要讓學生在理解詩句意思和時代背景的基礎上，深入體會詩人的愛國情感。孟郊的《游子吟》，唐代詩人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親人的關愛之情溢于言表，使人感動至極。高適的《別董大》、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詩都是為朋友而作，表達了朋友間的深情厚誼。教學時，可引導學生深入感知，領會詩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讓古詩這一顆璀璨的歷史明珠放射出更加耀眼奪目的光芒。

三、走進傳統民俗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文化尋根，探得寶藏。我們要建立起開放式的語文教學理念，努力拓寬語文學習的渠道，把書本學習同實踐活動結合起來，讓學生成為不僅是文化知識的消費者，而且是文化知識的發現者，要將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內化為學生的人格、氣質、素質。在誦讀《三字經》的過程中，讓學生在理解其含義的基礎上付諸行動，實施了“孝”的活動，布置了愛心家庭作業。開展了為父母“三送”（即送一句問候，送上一首兒歌，送上一杯熱茶）“三做”（做一回家長，做一次家務，做一件好事）活動，從日記和家長的反饋中了解到他們的行動，受到了家長的好評。“良言一句三日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在禮儀之邦――中國，我們有禮，更應該守禮。因此，我們還對學生進行了“禮”的教育活動。教育學生從小學做有禮貌的人。待人有禮，處事有禮，接物有禮。讓中國民族的傳統禮儀發揚光大，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傳統美德。

篇4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武術；價值系統；繼承發展

中圖分類號：G85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3612(2008)07-0868-03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概念上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的、與青年站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1］”非物質文化遺產濃縮著一個民族的歷史進程，是一個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濕地。但是，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指出的那樣，當今的全球化趨勢，“使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損壞、消失和破壞的嚴重威脅。［2］”本文旨在通過對傳統武術的現代文化價值和面臨的時代挑戰研究，來討論如何保護好這一筆具有悠久歷史和博大載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便在全球化進程中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力與核心競爭力。

1研究方法

1.1文獻資料法

筆者查閱了有關非物質文化方面和有關傳統武術方面的文獻資料共80余篇。

1.2田野調查法筆者曾對傳統武術進行過多次田野調查，并還多次調研過傳統武術的賽事活動。

2結果

2.1傳統武術的現代文化價值

20世紀末的中國，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之中。從現象看，以后工業社會為標記的現代文明，對包括傳統武術在內的整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另一方面，傳統文化有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它對現代社會具有互補、調適和啟迪的作用，從中展現出傳統文化的歷史張力和現代價值。

2.1.1傳統武術是一種優化生命存在的價值系統現代社會以市場經濟和商品交換為基本運作機制，在日益喧囂又高速運轉的現代文明中，人們品悟到了傳統文化中的古樸情趣，想給自己找回一點失落的“野性”。于是，傳統武術以它特有的價值與魅力為世注重。傳統武術在提高技擊能力的過程中追求“技、身、性”的和諧統一。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技”是指技擊功能，不僅是形式上的套路演練，更重要的是從“形”到“化”，從“有”到“無”――技進乎道的深刻把握；這里的“身”是指強身功能，即通過內外兼修的方式而達到形體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里的“性”是指對習武者道德情操的砥礪。技、身、性的和諧統一，是傳統武術價值系統中的基本結構，充分反映了傳統武術積極進取、奮發自強的不屈精神。可以說，中華先祖一貫倡導的“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在傳統武術中得到了最為生動的彰現。阮紀正在《武術：中國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傳統武術陰陽互濟，順勢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種通過內部自覺頡頏制衡調控求得穩定和諧的內源性多樣化取向，以太極圖為這種文化符號的價值取向，在當今社會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讓位于體現十字架精神那種兩極對立、實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價值取向不可［3］。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存在，也是傳統武術的文化價值所在。

2.1.2傳統武術是當代體育文化中的另一圖景不用否認，長期以來的世界體育“大觀園”是以西方體育為主要場景的。由田徑、體操、球類等等主要活動內容構成的西方體育，呈現出強烈的物理學特點，它要求運動員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離更遠，跳的高度更高，舉得重量更多，旋轉的難度更大，打擊的力量更猛，因而邏輯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強”的口號［4］。然而，講究“躬行體悟”、“陰陽互濟”的傳統武術，洋溢著濃郁的傳統哲學文化意味和傳統美學特色。在技擊觀上，它追求“以巧斗力”，而視“氣力憤發”為下乘之技；在健身觀上，強調以“內”為主的內外兼修，而非西方體育那種外在的自我張揚；在審美觀上，并不刻意形架的規范，而追求一種“練神還虛”的神明之境。當代世界文化，越來越呈現出東西方互補的多極化發展趨勢。具有獨特文化價值的傳統武術，應該在全球化的洶涌浪潮中堅持“和而不同”的中華精神，按照自身的文化邏輯來譜寫出今天世界體育文化中的“華彩樂章”。

2.1.3傳統武術蘊含著當代中國武術發展的生命活力當代的競技武術無疑是對傳統武術的一種時展，但是，“棍圖”（Stick diagram）化的套路運動和與套路相分離的散手運動，并沒有使中國武術走入一個可持續的良性發展。世紀之交，在對“中國武術向何處去”的歷史發問中，不少人把環視的目光對準了涌動著生命活力的傳統武術。在延綿的歷史中，傳統武術曲折坑坷而傳承不絕，這本身就是對它旺盛生命力的絕好證明。它那深邃、廣博的文化蘊藏，是重構當代武術文化的豐厚資料源。在世界體育史上，人們對古希臘文明的發掘，從而點燃了近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圣火，成為當代人類文化中蔚為壯觀的一幕，這也是否預示著中華武術的振興，寄希望于傳統武術呢？

2.2當代傳統武術委頓的原因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發生了新舊鼎革的巨變，武術也霍然進入了一個由近代武術向現代武術的歷史轉型。然而，在這過程中傳統武術的文化家園漸趨委頓、荒蕪，以致什么是“傳統武術”似乎成了一個說不清的問題。如同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樣，傳統武術目前所面臨的時代困頓也由多種深層原因所致。

2.2.1社會轉型中的文化震蕩當代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無逃于天地之間”的巨大社會變革，而這場變革是以全球化為背景的。對于中國而言，融入全球化是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時代特征，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尤其是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眾娛樂等為內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為當代世界的強勢文化而不斷擴張，其他民族文化則處于這種強勢文化的“籠罩”下，并被日益消解，顯現了中華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的改變。我國傳統武術所遭遇的冷落與尷尬，某種意義上正是西方體育文化無孔不入的侵蝕結果。

2.2.2傳統武術發展的文化迷惘“傳統武術是武術之源，是武術的發展基礎”［5］。傳統武術是以追求技擊之道為本質屬性，以此規定并制約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并邏輯地延伸出了以技（技擊）、身（強身）、性（道德）三者有機結合的基本價值體系，長期來被習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融鑄了傳統武術博大的文化載量，而當代對傳統武術的文化迷惘也正是從這兒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就有部分人士先將追求技擊之道的傳統武術本質屬性混同于價值功能的技擊格斗，繼而再將其技擊價值與健身價值對立起來，將武術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術理論研究中的一個盲點。另外，對傳統武術發展的文化迷惘還表現在自覺以西方體育文化為參照，使得傳統武術無論是其活動樣式、價值體系及文化內涵，均發生了過濾和割裂。近年來，各級武術管理部門不時舉辦一些傳統武術的賽事，“傳統武術”一度成為時髦而走熱。但是，由于競技武術活動樣式的強烈輻射以及理論上缺乏對傳統武術概念的厘定，因而所謂的“傳統武術比賽”難以根據傳統武術的文化特點來進行（其中甚至不乏近十多來才興起的木蘭拳、扇），其評分標準是依照競技武術的《競賽規則》，評分者是競技武術的裁判，加劇傳統武術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競技武術靠攏的局面，這類“賽事活動”根本無益于傳統武術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2.2.3競技武術的強烈沖擊作為當代中國武術運動主流文化的競技武術，其中的套路運動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定位于“自由體操”和“藝術體操”，所以其歷年制定的《競賽規則》和技術樣式也越來越呈現出西方體育文化的色彩；即便1979年開始試驗的散打運動，是對原來單一套路比賽形式的補充，或是對社會上批評操舞化套路運動的回應，但無論是比賽方式還是場地等，處處透顯著西方搏擊運動的文化痕跡，難以尋覓中華武術的文化靈魂。由于“一花獨秀”的競技武術其異于尋常的發展動力基本上來自于一種由主管部門介入、被高度組織化的各類賽事制度，因而對包括傳統武術在內的整個中國武術活動格局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格局下，使得傳統武術面臨兩種境遇選擇：要么被競技武術化；要么充當一朵離散聚合任自由的“花”。人們總是在現實的世界中來把捉文化的現實性的。由于上述影響使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競技武術成了中國武術的全部。

3結論與建議

國務院2005年下發的《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中指出：“我國文化遺產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保護文化遺產，保持民族文化的傳承，是連接民族情感紐帶、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及社會穩定的重要文化基礎，也是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前提。［6］”作為非物質文化形式的傳統武術，是華夏文明長期氤氳滋養的文化成果，折射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斑斕歷史。但是自近代以來，傳統武術發生了根本性的文化嬗變：它的技術樣式被日益過濾，精神價值在不斷淡忘，身懷技藝的傳人先后離去――其寶貴資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滅。在我國近年悄然興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中，一些傳承有源的傳統拳種紛紛提出申請，要求政府部門將其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一個側面清晰顯現出當代武術號稱有六千萬習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傳統武術文化瀕臨危境的無奈事實，這顯然不符合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發展以及維護世界體育文化的多樣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承、發展傳統武術，不僅是個需要探討的理論問題，更是個迫在眉睫的實踐問題。為此，本文謹提出以下幾點芹蕘之見：

3.1發揮多方互動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中的傳統武術保護工作，是個面廣量大的“系統工程”，其中政府的宏觀主導和社會的積極參與是兩大不可或缺的方面。長期來，傳統武術并沒有得到國家各級體育主管部門的應有重視，他們更關心的是爭分奪牌的競技武術；而在民間，傳統武術則沿襲原來的傳承方式，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而面臨一種“合法性危機”，諸多文化精神和技藝內容漸趨黯淡。

對于傳統武術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政府的主導與支持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了各級政府主管部門的統籌與支持，所謂的文化遺產保護將一事無成。另一方面，傳統武術的文化生命在民間，廣大民間習武人士是目前傳統武術主要傳承載體，具有很高的文化認同。政府部門的統籌與支持應該是宏觀層面的，不能以行政力量來越俎代庖。因為這樣做不但會嚴重挫傷民間保護、傳承傳統武術的積極性，同時也會因不清楚傳統武術的具體文化內容而使所保護的對象變味。同時，有關武術理論研究者應積極主動參與其中。在當今社會里，傳統武術任何一個層面的發展，都離不開理論研究的介入，尤其是有關傳統武術的文化保護，更是一項學術含量很高的工作，必須得到理論研究的支撐。

3.2落實兩個重要環節

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就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了16字的“工作指導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7］。傳統武術的文化保護無疑也應以這16字方針為指導，并在這基礎上制定出切實有效的具體保護措施。

首先是傳統武術的保護在目前當以“搶救”和“保護”為緊要。傳統武術是一種動態文化，它主要由師徒傳承方式而逶迤發展。近些年來，許多掌握、了解傳統武術拳理技法精髓的老人逐漸相繼過世，致使不少技藝功法已成“廣陵散”。因此，應該按照國務院的部署，采用多種手段，在20世紀80年代“武術挖整”工作基礎上，培訓專門人才，進一步開展有關傳統武術文化遺產的挖掘、普查與整理，并在這基礎上建立有效保護機制。對于一些傳承有源并符合條件的，應積極申報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利用國家力量加以保護。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當武術”、“回族重刀”、“滄州回族武術”、“邢臺梅花拳”等已進入了我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其次是使傳統武術在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得到時展。傳統不是一個凝固的概念，對于傳統武術的保護，絕對不是對“吾家舊物”的原有循襲，這也就是國務院文件中提出的“傳承發展”。從農耕社會發展而來的傳統武術本身是一個瑜瑕互見的復雜文化體，其中既蘊藏著前人的智慧精華，也裹挾著不可避免的歷史積塵，同時還更多地隱匿著需要通過一定的文化轉換機制才能煥發出其時代價值的文化傳統。這必須在對它進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礎上的揚棄和創造性轉換。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傳統武術的智慧精華只能是“綠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傳統武術就無法實現其自身發展。“海納百川”、“生生不息”，本身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活力所在。

3.3注意傳承人才培養文化的發展是需要載體來進行綿延的。有著巨大歷史跨度的傳統武術，是通過代際傳承最終凝聚為具有自身價值的文化系統。可以說，武術的文化性質決定了對它的歷史衍傳主要不是靠對文字的理解來進行的，而是需要“犯手實做其事”。從這個意義上，技藝傳承當是傳統武術文化生態保護工程中的最重要任務。當前傳統武術的瀕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藝的失傳，這必須引起有關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

對于傳統武術技藝的繼承與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會上的普通武術愛好者，他們是營建傳統武術生態環境的基礎；二是全國各體育院校從事民族傳統體育專業學習的學生，由于專業基礎與要求，他們應比前部分人群對傳統武術技藝的理解和掌握更為深刻；三是應像競技武術運動那樣，形成一個傳承傳統武術的專業化精英群體，他們是傳統武術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續者。三者相互關系，但承擔的任務及作用有所不同，由此構成傳統武術的人才傳承載體，成為傳統武術文化家園“莫失莫忘”的自覺守望者。眼下各地開展的傳統武術“申遺”工作固然能引起社會的一定重視，但如沒有基本載體的實踐傳承，可以肯定說，難以改變它在全球化浪潮下被蕩滌和吞噬的瀕危厄運！

3.4形成自身賽事制度競賽是橇動體育運動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為提高運動技術水平鋪設的快車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競技武術，也正因為得益于它的競賽體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運動技術水平，并奠定它獨領的文化地位。所以，現代體育運動的發展機制就不能不引起傳統武術時展的思考和借鑒。在高度組織化的現代社會中，靠自發狀態的民間土壤養育不出傳統武術的參天大樹。請看，從奧林匹克運動的驚人發展到中國競技武術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誰能離得了競技杠桿的橇動作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民族內部成熟的文化內涵如同遺傳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適履的“外科手術”方式進行隨意更換，尤其難以用單一的西方標準來進行評價、切換。因此，我們應該在對傳統武術整理、研究的基礎上，立即著手制訂出一個符合其自身文化價值和技藝特點的賽事制度，不能設想一個傳統文化樣式的復蘇可以無視自己的文化命脈與價值規定。通過對傳統武術的文化歸納，把長期被忽視的武術文化特點整合起來，從而獲得一種內源性的文化張力，形成當代武術運動發展的“雙軌制”，使競技武術不再成為當代武術的主流文化現象，而是兩種同源異流武術文化的互補共存，互相映輝，使已逐漸失去身影的傳統武術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

參考文獻：

［1］ 文化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指南［G］.

［2］ 向云駒.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M］.銀川：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14.

［3］ 阮紀正. 武術：中國人的存在方式［J］.開放時代，1996，（3）：24-29.

［4］ 李力研.野蠻的文明［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43-46.

［5］ 伍紹祖.中國體育報［N］.1999-01-08.

篇5

有一群人，被人們稱為“狗仔隊”。他們拍來的照片大都刊登在小報上，這些明星消息都有一定水分，公眾一般也不會嚴肅對待，明星的照片也都模模糊糊、質量不高。

章子怡最近也被人拍下了“海灘照”，但不同的是，美國小報上還沒有登出模模糊糊的照片，全球的許多華文網站首頁上，已將照片高高掛起。不僅數量多，而且照片的質量也堪稱一流，水準大大超過美國小報上的明星照片。

因為章子怡在國內外的巨大知名度，“海灘照”在中國網壇上引起了轟動。對于一些的西方人來說，也許拍照也無所謂，但對其“拍照拍個夠”的指導，可千萬不能盲從，否則是要遇到麻煩的。海灘裸露照片之所以廣為流傳，一是主流華文網站對這組照片的猛力推廣；二是章子怡為“狗仔隊”提供了絕好的拍照機會。當事人的疏忽加上網站的傳播，把這本來屬于成年人消遣的西方小報的內容，推到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互聯網讀者的面前，這應該是章子怡海灘照最大的危害，而非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

在西方社會，明星們很清楚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鏡頭的監視之下，所以時時小心。在西方社會，明星與政客一樣屬于公共人物，他們需要為自己的隱私權付出不小的代價，包括需要犧牲一點在海灘上日光浴的享受。很明顯，作為公眾人物，章子怡沒有保護好自己，她向“狗仔隊”提供了絕好的拍照機會。而華文網站的不負責任傳播，也讓隱私變成可能危害社會的公眾事件。（摘自《中國青年報》）

最搞還是排行榜文/吳曉東第二屆天下英才中國演藝名人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總榜，近日在北京揭曉：張藝謀、成龍以865.5的總分并列第一，陳冠希、鄧婕分列倒數第一二名，一個在“艷照門”后消極回避，一個在“奶粉門”后死不道歉，兩人的分數加起來還不及第一名，可見在老百姓心目中，同為演藝名人，可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兒。

“金獎銀獎，不如百姓的夸獎；金杯銀杯，不如百姓的口碑。”當下，各種評獎亂花迷眼，大小獎項多如牛毛，而針對演藝界名人品格優劣做出大眾評判的，放眼望去卻寥若晨星。以公眾之名，給中國700名演藝名人派發總成績單，其目的就在于，讓演藝名人深知良知和責任的重要性，愛惜自己的羽毛，時時處處給公眾做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