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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08 17:36:39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55(2012)03―0―01

        也許是歷史的原因,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文明的起源地,總是在行動上與這片土地的天然氣質帶著一絲牽連,懷柔而含蓄。

        說到中國的改革,勢必會立刻聯想到當下談的最熱的詞――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倘若要對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法律的解釋,一定會有人站出來說,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會說,中國改革走到目前這種狀況,是“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從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開始,從傳統政權勢力最不關心的地方和領域開始,最后接觸到中國改革最核心問題。

        不論采取的是什么途徑,要想取得改革的實質性成功,最終必將觸碰到維持社會發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現階段放入歷史中來考量,中國正在走的是從“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動作為最終實現法治的必經階段。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漸引起了世界范圍的普遍關注,他們紛紛探究中國這種如同“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如何能夠給中國帶來越來越大的利益。經濟學家們將中國這種改革模式稱為――漸進式改革。

        這不同于前蘇聯休克式療法,搞一夜之間的大巨變這種暴風驟雨般的革命。這種“漸進式”是有好處的。通過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十年歷程,雖然改革的過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線卻相當清晰,隨著改革的逐步推進,改革的目標也愈加彰顯。改革從微觀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觀領域,這在邏輯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們改革措施和強度都是針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和社會承受能力來確定的。也許正是這種懷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種改革的方式,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會以這種方式步入法治經濟。

        我們的市場經濟現階段來講發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與其相適應的市場經濟基石,比如缺少商業傳統、公民民主與公平意識,政治體制傳統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服務市場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體系的失衡。在產權方面,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13條明確規定了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雖然法條上有明確體現,但憲法司法化的途徑在哪里?又如國家的一種無形產權,如國旗、國徽、“中國”字號等,商譽就意味錢,這也屬于國有資產。因而不應只將國有企業限于國有資產,它還包括國企外很多內容。在市場準入、交易與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沒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剛頒布不久的《反壟斷法》,與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來保護或者說培育競爭文化,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法律有效調控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前提是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忠誠和信仰。我們可以說《反壟斷法》是很先進與科學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決現實問題才是優法與惡法的關鍵。倘若國家制定和頒布的許多經濟法律、法規被高高掛起、虛置一旁,很難實現其調控和規范市場經濟的功能和價值。還有,法律對一些特殊主體保護過寬,如“三資”企業法應給國民、外國人統一的待遇,統一標準、規格,使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處于同一起跑線,展開公平競爭。此外,還有作為法治經濟精神基石的誠信的缺失。

        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從制度層面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創新的過程,而且只要我們承認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對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設計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間就發生徹底的變化的。任何制度的變革與創新都有相對穩定性和歷史承繼性。中國的現行法律體系不能完全適應經濟轉型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說,確認和保障市場經濟的主體及其權利義務的法律需要變,確認和保障市場交易規則和競爭規則的法律需要變,為避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滯后性而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法律需要變,在國際經濟交往和國際經濟活動中調整對外經濟關系的法律需要變。因為這種歷史的變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就是向著法治化要求的改革,這種改革是漸進式的且只能是漸進式的,它不是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廣泛的利益相關者這一微觀主體發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過,這場革命不像以往暴風驟雨那般。

        參考文獻:

        1.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篇2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 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 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 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

        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 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篇3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0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突破了思想,認識到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不是判斷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依據,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市場經濟具有普世性,于是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必然具備一些基本特征: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在分配制度上,實現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與發展,我們國家采取了政府干預主導型的監管機制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監管,在市場經營的過程中適時采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政策手段對市場的發展進行引導與調控。以政府為主導的這種監管體制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短期內得以建立,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得以完善[1]。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這表明了,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是正確的,可以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資源。

        二、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時面臨的問題

        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我國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各種矛盾逐步顯現了出來: 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進行干預,由此造成經濟運行效率相對低下;國有企業壟斷,擠壓民有經濟發展;政府控制社會,阻礙公民社會發展,形成強政府――弱社會或大政府――小社會的勢態,離開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現代市場經濟境界相去甚遠[2]。

        我國現在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隨著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持續提高,我們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經慢慢消失,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了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開始出現,繼續依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就是政府投資比重過高,相應的,中小企業遇到進入障礙以及其他發展條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而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的行政保護,往往擁有行業壟斷地位,這些企業效率相對低下卻因為行政保護而盈利,政府出于對產值、稅收、就業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的考慮,不愿意做出讓低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退出經營的決策,這就會妨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難以具有高的資源配置效率[3]。

        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結論

        中國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4]

        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生產經營決策。

        2.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直接干預

        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繼續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撤銷一些以前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放手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3.建立適合的市場監管體制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建立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監管體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過程中,市場監管部門首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切實轉變監督管理的指導思想,要從過去的直接監管思路轉變為監管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的思路上來,轉移到積極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上來,把是否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市場監管工作的標準,積極推進市場監管體制的深層次改革。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空間,不過想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確實需要進一系列的條件和制度環境。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佘源.中外市場監管比較研究及啟示[J].學術論壇,2010(11):111-114.

        [2]鄭炎潮,盧曉媚.市場經濟與發展主體轉型―將以公有制經濟為主轉為民有制經濟為主 [C].市場經濟與轉型升級――2011年廣東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2011(11).

        [3]蔡.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J].中國社會科學,2013(1):56-71.

        [4].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W].人民日報,2012(11).

        作者簡介:

        篇4

        關鍵詞:馬克思;資本;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1-0001-02

        一、馬克思的資本理論概述

        (一)資本產生和存在的條件

        從資本存在和發展的歷史來看,資本并不是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早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都可以尋到資本的足跡,在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離不開資本。只是在不同社會,資本存在的形式和狀態不同罷了。資本產生于商品、貨幣關系市場。在商品市場上,商品生產者看重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賣”而生產,看重的是商品價值。準確地說,是為了獲得增值的價值,而能夠增值的價值就是資本。

        資本產生以后,它的存在需要一定的條件。馬克思指出:“簡單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條件。”[1]資本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資本對于價值之外的東西并不感興趣,在于價值增值,而價值增值只有在運動中才能實現。商品和貨幣的流動就是價值的運動,運動為價值的增值創造了條件,也為資本存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價值增值實現的另一個條件便是競爭,競爭取勝才能實現商品的驚險跳躍。商品生產者總是通過降低個別勞動時間,使其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獲得相對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總的來說,資本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是發達的商品貨幣關系,資本存在和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具體到一個企業,就是利潤最大化。

        (二)資本本性和運動軌跡

        馬克思將資本的本質內涵剖析得淋漓盡致。首先,資本的本性在于增值。“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值自身。”[2]否則就不能稱之為資本。無論資本處于什么形態,都改變不了這一本性。其次,資本的生命在于運動。一旦停止運動,資本也就失去了本性和生命。“它是一個運動,是一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又包含循環過程的三種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3]第三,資本體現一定的社會關系。資本不僅生產剩余價值、生產方式,也生產一定的社會關系。“資本作為自行增值的價值,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3]資本的這一生產和運行軌跡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廣泛存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

        (三)資本發生作用的范圍

        《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是商品,邏輯順序是商品、貨幣、資本,這同時也是歷史順序。資本發展到今天,作用范圍越來越廣,這也進一步印證了資本是世界的,沒有國界的,跨越民族、國界、地域。

        資本的涵義是隨著社會生產條件和發展程度的不同不斷變化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著重強調和分析的是產業資本,隨著生產的社會化,資本發生作用的范圍擴展到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私人資本、社會資本、虛擬資本、實體資本、工業資本、農業資本等,凡是產生剩余價值的都是資本。資本是沒有邊界的,它可以滲透到一切領域,使一切社會資源、自然資源甚至人力資源都資本化,都具有資本的屬性。

        (四)資本與市場經濟

        資本具有一般性,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只要發展市場經濟,都會有資本和資本運動[4]。資本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資本是社會化大生產運行的核心機制,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更高級形式,社會化大生產離不開商品經濟,所以資本也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市場經濟為資本提供了充分的發展空間,資本與市場經濟是相互依存的,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資本運行的場所,而沒有資本,市場經濟就缺少了運行的核心,就不稱其為市場經濟。資本、市場與市場經濟是在相互支撐下推動社會經濟運行發展的。

        馬克思的資本理論論述的是發達商品貨幣關系,其中的基本經濟范疇和市場經濟中的基本經濟范疇以及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理論是相通的,資本的運行規律又是市場經濟的運行體制和規律。所以,可以說資本理論也是市場經濟理論,是論述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體制的理論。

        二、以馬克思資本理論為指導深化談中國體制改革

        (一)一切要素資本化

        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實現要素的資本化,這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否則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要素的資本化即全部要素進入市場,由市場評估其價值,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環節中來追求要素配置的最優狀態,由市場評估企業的生產活動。若要素在資本化的范圍之外,則要素產權關系不明晰,難以界定。而要素的資本化,并不是指狹義的生產要素。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代經濟中資本發揮作用的范圍較原先相比已經有不斷擴大之勢。因此,要考慮廣義生產要素的資本化問題。在原先的基礎上,廣義的生產要素還包括土地、人力、自然資源,甚至文物等一切要素。土地不但包括住房用地、工業生產用地,還應包括農業耕地、荒山。土地資本化可完善中國制度,填補土地產權制度所存在的所有權主體虛置、所有權不對等、土地流轉制度缺失的缺陷。就人力而言,近年來,就業問題逐步凸顯和嚴重,實質就是未完全實現人力資本化。人力資本化一旦完全實現,將對中國就業分配制度改善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自然資源同樣屬于社會資源,加強對自然資源的認識和有效運用,可充分發掘資源的潛力,為進步中的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當前,資本化的主要障礙是政府對土地價格的壟斷,使所有者失去了自,政府管制過多,影響了部分要素的自由流動。人才市場的不健全,妨礙了“人盡其才”。深化改革就要簡政放權、健全市場體系,讓各種要素都能夠按其自身的規律自由流動。

        (二)市場競爭化

        馬克思的市場競爭理論表明市場競爭是社會關系的表現,是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也只有市場競爭化,才能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形成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這對于中國產業轉型、結構調整和升級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一方面,需要扼制壟斷,為各經濟體利益均衡開辟道路。壟斷是造成資源浪費的一大根源,壟斷也會造成市場的扭曲發展,對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發揮國家管理職能,遵循規律的同時,通過引導正確競爭行為、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打擊不正當競爭、保護正當競爭等措施,為正常的市場競爭創造條件,達成有序競爭的局面。比如中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平等,更談不上公平競爭。國有企業的優勢相對較為明顯,而民營企業卻處于劣勢,無論是從享受的優惠政策還是從競爭力上,遠遠比不上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有著國有企業不具備的優勢,是應該鼓勵其發展的。

        (三)資本流動國際化

        資本是世界的,沒有國界的。人為的阻礙資本的流動長遠來看對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是無利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十分重視流通。形成和完善市場流通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需要。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資本的自由流動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優化配置流通要素的作用,通過加快流通創新,促進新型流通組織與經營方式的發展,形成與中國市場體制、規模和結構相適應的、具有更高流通效率的新型商品流通體系和穩定有序的市場流通秩序。因此一方面要反對和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要遵守關稅適度原則,國家盡量減少宏觀調控的內容和力度,真正實現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這樣才能打通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血脈。讓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化的競爭,在經濟全球化中立身壯大、發展。同時,也有選擇地吸引外資,來填補中國市場的空缺。

        (四)宏觀調控渠道化

        在資本的發展和分配上,馬克思強調資本投入比例,重視各產業部門的協調發展。資本結構是否優化,關系到生產效率的高低。同時,優化資本結構也是優化產業結構、產業轉型升級的契機。但是資本像一匹野馬,奔馳在市場經濟的田野上,它同時發揮正負能量,需要國家宏觀調控限制負能量的破壞作用,為資本正能量的發揮創造條件。

        但是如何把握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力度?一方面,方向是由經濟規律決定的,經濟規律不可違背,順應經濟規律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根據資本的本性,資本的流動就像河流的流動一樣自然,只是資本總是從利潤率低的地方流到利潤率高的地方,宏觀調控需要遵循資本流動的內在規律。另一方面,宏觀調控應該起到蓄水池的作用,通過資本自然流動的渠道進行調節,整體引導和調配。在資本和市場面前,國家的主觀能動性就在于筑壩修提,防止洪水泛濫,修渠補水,防止干旱枯竭。比如中國通過一些房地產的限購、限貸、限售等行政政策,來打壓過熱的房地產,但卻收效甚微。這些干預市場機制的政策扭曲市場機制,造成價格機制失靈,不但制約行業發展,而且增加行政成本。這就需要經濟手段的補位,資本總是從利潤低的地方流到利潤高的地方,目前對于房地產的剛性需求遠大于供給,打壓和抑制需求是逆經濟規律而行,按照宏觀調控渠道化,應該順勢而為,增加房屋供給,尤其是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的供給。

        三、結論

        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一直堅持為指導,結合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做到中國化,產生和形成了中國化的新思想、新理論,對馬克思理論進行了發展和升華。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攻堅期,主要任務是深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則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明晰、堅實的理論基礎,是指導社會主義市場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寶典。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3.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

        篇5

        【關鍵詞】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 發展

        一、積極推進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改革

        “兩會”后,總理答記者問時也談到了政府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而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一直以經濟增長取代了社會及政治結構的變革,現在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是為未來更加長久的經濟增長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社會及政治基礎的時候了。

        中國當今的主要問題是政府與強勢企業“合謀”。為了打破這種“合謀”,為了以市場經濟的發式來發展經濟,政府職能、架構、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必須與市場經濟相適應。

        從經濟學意義上看,我國的政府體制改革的一般原則是:

        (一)把裁判員的職能和運動員的職能徹底分開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國的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比重較大。然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又是平等進入、一視同仁,如果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就會妨礙公平政策的制定和公平有效的執行,甚至會形成行政性壟斷。因此,我國政府體制改革的著眼點應當放在把裁判員的職能和運動員的職能徹底分開上,即政企分開。

        (二)應該建立高效、廉潔的強政府

        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職能不同于計劃經濟下的政府職能,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功能是宏觀的、方向性的。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應當定位準確,應當是能夠穩健地駕馭市場經濟,準確把握國際國內經濟走勢,主要以法規的方式引導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高效廉潔、令行禁止的強政府。

        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期間,當代中國的政府更應該是強勢的。因為“過渡”,意味著“變革”,就是要打破舊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會產生諸多的矛盾,需要政府強制性地推動。就政府改革而言,也需要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推動。

        (三)政府改革應該消除部門利益與壟斷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個別政府部門形成了部門利益。如果這些部門還有管轄的企業,更形成了行政支持的壟斷進而導致廣大人民群眾不滿。應該明確中央政府各個職能部門的職責,而不應該有部門的、獨特的利益,更不應該以職權去謀取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因此,進一步改革,應當通過制度設計,消除部門利益,消除依靠行政力量的壟斷。

        (四)改變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使地方政府的行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改革,不僅包括對中央政府的職能和架構進行改革,而且還包括對地方政府職能、構架以及評價標準進行改革。

        在我國,地方政府擔當的任務要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地方政府繁重得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使得我們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官員的選拔制度。但是我們還有諸多改進的空間:一是在官員的選拔過程中,讓利益相關者的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發言權和發言渠道。二是地方政府在推進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當更多地去塑造經濟發展的環境,指示和引導產業發展的方向,而不是扮演投資主體的角色。三是要能夠設計出反映經濟社會協調,符合持續發展要求的科學的政績考核標準和方式。

        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過上半年一系列調整,經濟有了初步回升跡象,通貨膨脹壓力也在緩解。在今年的調控中,各級政府更加注重調整結構和解決深層次問題,包括進一步打破壟斷、讓民營經濟進入更多行業領域等,都具有積極意義。中國在過去30多年里,所取得的成就,來自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毫無疑問的!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市場經濟是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項跟本制度,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量上來看,體現出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從質上來看,公有經濟應該體現在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和對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上,公有資產不僅要保持量的優勢還要注重質的提高。為此,要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總的原則是: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加快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著力完善股本結構、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和激勵約束機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二是繼續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金融、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加強和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

        (二)對產權的明確和保護,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重要前提

        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解決產權的問題。市場經濟對產權的基本要求是產權的人格化。一旦產權明確,企業就稱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主決策的市場競爭主體。產權明確后,國家應該對產權實施有效的保護,通過立法的途徑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對侵犯產權的人進行嚴厲的打擊,保護產權所有者的權力。使每個人認識到產權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三)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尤其是近年來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拉大,基尼系數逼近紅線,給社會帶了一些隱患。造成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是生產條件分配的不公,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生產條件分配不公的問題,必須構建收入分配的微觀基礎。一是在市場準入、義務教育、勞動就業、公共物品的使用等諸多的領域實行統一的制度安排,實行統一的國民待遇。二是打破壟斷,消除市場分割,完善市場體系,促進生產條件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均衡分配。三是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增加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改善他們的收入狀況。四是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維護分配過程和機會的公平。

        (四)建立創新的意識、機制和模式

        中國的出口貿易量很大,但是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很低。隨著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日益下降。為此,創新迫在眉睫。一是改革和提高教育水平。二是著力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企業的創新,改進商業環境的質量和流動性。三是企業的制度安排應該有利于創新。

        (五)進一步推進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

        一是完善財政體制。深化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財政預算績效評價體系,加強政府債務管理,完善非稅收入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稅收制度。推進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改革,調整和完善資源稅。三是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的步伐,不斷完善財政轉移支付的相關制度,建立起規范的政府非稅收入機制。

        未來的改革任務艱巨且有風險,但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攻克難關,建立與中國當前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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