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短缺的原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普通勞動力； 短缺； 原因； 對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22. 053

[中圖分類號] F24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22- 0082- 02

近些年來，我國“民工荒”、“招工難”的情況不斷涌現，普通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已經在東部沿海地區廣泛蔓延，甚至西部內陸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也出現了這一現象。當前，勞動力短缺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餐飲業、物流業、旅游業等以普通勞動力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當中。應該說，普通勞動力的短缺已經阻礙了我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因此，克服勞動力短缺瓶頸就需要深入解析這一現象，并提出有效對策。

1 普通勞動力短缺的原因

造成我國普通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工資增長緩慢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有用工企業歧視、技術培訓缺乏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1.1 造成普通勞動力短缺的經濟因素

1.1.1 宏觀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弊端造成勞動力供小于求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GDP的增長幅度始終保持在9%以上，迅速擴大的總需求與緩慢增長的總供給必然帶來勞動力短缺。再加上大量外資流入以及居民存款的快速增長，商業銀行擴張貸款的幅度越來越大，大量個人財富尋找投資機會的情況都可能成為經濟過熱的因素，這些情況對緩解勞動力短缺的矛盾是非常不利的。

此外，對勞動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小型民營企業。這些企業的發展路線表現為數量擴張，并通過降低人力資本投入的方式來獲取利潤。由于以往勞動力廉價，造成投資者和生產者不愿意花費較高的成本去進行設備和技術更新，也不重視企業文化的培育，所以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企業就很難應變。應該說，通過勞動力短缺也暴露了這類中小企業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的弱點。不僅如此，很多企業對普通勞動力只是消耗性、掠奪性地使用，加上城市當中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農村進城勞動者的收入剩余越來越微少，這也影響了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的積極性，由此造成了城市普通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1.1.2 勞動力價格增長緩慢，缺乏吸引力

長期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通過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吸引了大量的外來資本，促使這些地區財富積累不斷增加，推動了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農村勞動者的利益卻被資本利益不斷剝奪，他們的工資待遇長期增長緩慢，在高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與此同時，自2003年以來的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并且中央實施了農業傾斜政策，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在農民家庭中，城市務工的收入比重相對下降，而種植業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比重則顯著提高。同時，農村居民的人均稅費負擔為11.5元，同比下降了27.2%，國家的惠農政策使得一部分農民在家務農的收益要大于進城務工的收益，這就抑制了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的積極性。在工資黏性存在的情況下，對勞動力的需求快速增長，但工資增長速度卻非常緩慢。所以，城市工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正逐漸減弱，農村勞動力必然會從城市退出，重新回到比較利益上升的農業領域。

1.2 造成普通勞動力短缺的非經濟因素

1.2.1 當地企業對外地勞動力存在歧視，影響了勞動力擴大供給

在企業中，在對外地勞動力的歧視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外地員工在企業中職位普遍較低，除了因為當地人具有更好的社會網絡外，還因為企業在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的社會氛圍影響下，對外地員工存在極大的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最終就會引致外地人員回歸故里或流向排外傾向較弱的地區。此外，當地企業在培訓、解雇和處事等方面對外地員工也存在偏見。很多情況下，企業會更加偏向對本地員工進行培訓和無理由解雇外地員工。這樣做企業既可以避免外地員工要求提薪的壓力，又可以利用新來外地員工不熟悉情況的特征，低阻力地進行壓薪、欠薪和罰款。

雖然，在《勞動法》中已經明確規定民工應當享有和當地工人一樣的權利和待遇。但是，因缺乏有效監督，再加上外地勞動力流動性較強等原因，企業落實《勞動法》較差。此外，很多企業在勞動合同的設計上故意留下漏洞，利用外地員工的素質較低來獲取經濟上的好處。

1.2.2 培訓體系滯后，無法滿足勞動力提升需求

“用工荒”不僅是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也是一種結構失衡，特別是企業技術工人的短缺，主要是因為各行各業技能培訓較為滯后。據統計，在東部沿海地區建立培訓機構的企業占當地企業總數的41.5%，沒有培訓機構的企業占一半以上；而這些地區企業員工最希望政府對其進行免費培訓，有此意愿的員工比例高達45.8%。大多數民營企業出于投資回報的考慮，對流動性大、跳槽率高的外地勞動力不愿為其提供培訓機會；而地方政府又認為培訓員工是企業的責任，這樣就導致許多勞動力失去了培訓的途徑和學習的機會。培訓體系的滯后，使勞動力的技術結構與東部沿海地區逐步升級的產業結構形成矛盾，也導致了適用勞動力的短缺。

2 緩解普通勞動力短缺的對策

2.1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30多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功不可沒。在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后，如果提高勞動力成本，企業利潤會大幅縮小，從而面臨生存問題；如果不提高勞動力待遇，企業又沒有足夠的生產要素可以使用。所以，只有改變要素投入結構，企業才有可能實現持續發展。因此，必須經濟結構調整，努力將經濟增長方式由資源型向集約型的方向轉變。西部的經濟欠發達地區要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不斷加大人力資本建設力度，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過程中既要做好產業轉移承接，又要注意產業的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2.2 完善收入政策，增加勞動力收入

① 應該參照政府的頒布的工資指導標準，按照企業名義工資增長率要等于全國平均工資增長率的要求，引導員工薪酬合理增長； ② 針對企業推出和收入掛鉤的稅收政策，如果企業工資增長率超過工資指導標準可以適當減稅，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工資指導標準的企業則予以增稅； ③ 進一步加強勞動保障監察的力度，依法維護勞動力市場正常秩序。可以通過輿論引導和政策推動，來加強宣傳力度和執法力度，從而凈化勞動市場環境，實現規范企業用工和工資支付的目標。要嚴格執行社保費用的征繳，強化企業用工和勞動者自我保護防患意識，進一步完善勞動者對侵權案件的舉報與受理制度，以及勞動保障爭議調解和仲裁機制，從而依法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2.3 消除歧視，真正公平對待各地勞動者

要從正規制度歧視和非正規制度歧視兩個方面入手來消除本地企業對外地勞動力的歧視。一方面，由于外地勞動力具有流動性強的特征，在制度設計上就必須要有所創新，應該設計出能對外地勞動力有足夠吸引力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設計制度時，應該公平對待本地勞動力和外地勞動力，要努力做到一視同仁，將現有制度中對外來勞動力不平等的條款加以修改，切實提高保障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平等是現代社會成員都應享有的重要權利，構建“和諧社會”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因此，應該通過廣泛的社會宣傳、教育，將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消除社會歧視。政府應主動引導當地人自覺把外地勞動力融入當地社會生活，使其不再有被歧視的自卑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留住外地勞動力。此外，作為勞動力主要需求者的企業，必須要意識到自身的和諧才能確保企業的持續發展，所以要在用工、管理等方面對外地勞動力一視同仁，公平處事，共同發展。

2.4 建立、健全勞動力培訓體系，提高勞動力就業技能

① 企業是勞動力接受培訓的直接受益者。所以，企業應該在避免異地歧視的前提下，有計劃地組織所有員工進行專業技能培訓，企業可以通過有償培訓的方式，來避免勞動力流動給企業造成的損失； ② 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各類培訓機構，如各類技工學校，以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培訓所需資金可以由勞動力戶籍地政府和當地企業共同支付； ③ 地方政府還應該免費舉辦各種技術講座或向勞動力開放圖書館等措施，為勞動力自學提供便利，從而避免企業不培訓員工，而導致技工供求嚴重失衡的惡性循環。

主要參考文獻

[1] 喻均林. 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J]. 北方經濟，2007（9）.

[2] 甘春華. 勞動力配置的二次扭曲分析：兼論大學生就業難與企業用工荒[J].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3）.

篇2

【關鍵詞】民工短缺；企業；民工；政府

文章編號：ISSN1006―656X（2013）12-0047-02

前言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民工潮起，到2003年上半年以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一直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隨著沿海城鎮和內地城鎮工業化的推進，全國農村有1億多勞動流向沿海開放城市務工經商。但自2003年下半年以來，國內許多城市陸續出現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迅速減少導致不少企業用工短缺。據報道，珠三角的工人缺口達到200萬之巨，缺工比例約為10%。（注：《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9月10日）。另外根據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監網測中心提供的一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勞動力市場呈現缺工現象》的統計報告指出：在2004年第2年度，江蘇、浙江等12個個城市有70.4萬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但用人單位的招工名額則達108.7萬人，缺口達38.3萬人。民工在上述市場的供給缺口與需求之比達34%，可見民工缺口之大。從更大范圍來看，全國113個城市中，2004年第2季度民工的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比第一季度增長了19%和11.6%，需求人數的增長幅度高于求職人數7.4個百分點，，顯然，民工供給缺口存在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比如，2005年廣東省高級技能人才缺口達180萬。被經濟學家們稱為無限供給的民工，居然也鬧起荒來了。

一、民工短缺的特點

（一）具有結構性。中國民工短缺具有明顯的結構特點，屬于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短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區域結構來看，民工短缺首先從珠三角爆發，然后迅速蔓延的閩東南、浙東南的加工制造業聚集的地區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主要波及浙江、江蘇、福建等東南沿海省市。相對而言，經濟欠發達的內地城市和中小城市較少存在此問題。

（2）從產業結構來看，短工嚴重的主要是從事“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集中在產品競爭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電子裝配、服裝加工、塑料制品等加工行業，至于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相比之下較少存在明顯的民工短缺問題。

（3）從企業結構來看，目前存在民工短缺壓力的主要是一些中小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而國有企業和大中型企業較少存在此類的現象，特別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還有明顯的冗員現象。

（4）從工種結構來看，企業普遍反映目前勞動力市場并不缺少普通員工，真正缺乏的是高級管理人才和熟練技術的工人，尤其是青年技術工人。“有人沒事干”和“有事沒人干”并存，正是目前工作難度和勞工素質差異的結果。

（二）具有持續性。中國民工短缺具有明顯的持續性。不僅2003年春爆發的“民工荒”沒有得到緩解，而且2005年內地城市又出現了“保姆荒”。農民工尤其是青年農民工短缺已持續三年多，而有逐步擴大的趨勢。

二、民工短缺的原因

民工短缺，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受多方面影響的社會問題。從各方面反映的情況來看，當前各地出現的民工短缺現象，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機制、體制等社會方面的原因。

（一）需求（企業）方面的原因

從需求方來看，近十年來，隨著我國第二、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以每年5.28%的速度遞增。（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出版社2003版，第26頁）其中，非公有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量則以年均28.18%高速增長。（注：《中國勞動力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版，第25頁）

從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來說，對民工需求量大的不少民營中小企業，基本上是拿到訂單就招工組織生產，沒有了訂單就停工并就地解散工人，絕大多數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是既沒有勞務儲備，也不存在勞務計劃。由此，決定了勞動力需求的信息不完全。在現有的信息傳遞渠道下，也不可能做到迅速、全面、準確地傳遞到具備相應技能和素質要求的勞動力供給方。

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粗放增長、千方百計降低勞動力成本與民工擇業觀念轉變、利益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不少企業為了清除原材料漲價和激烈競爭帶來的壓力，大多采用降低勞動力成本的辦法，存在民工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差，甚至拖欠克扣工資等現象。

企業缺乏“以人為本”的用人理念，對民工管理過于嚴厲、苛刻、勞動環境惡劣。有的企業制定缺乏人文關懷的規范，規定勞動合同期間內， 女職工不能結婚、不準生孩子，規定勞動時間內上廁所抽煙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超過5分鐘等。

（二）供給（民工）方面的原因

（1）從勞動力供給方看，由于對勞動力需求的信息掌握不夠全面、準確，難以對未來市場要求的勞動力素質和技能做出恰當的預測，使得勞動者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也不得不更加謹慎。

（2）民工對勞動保障和子女就學等要求的提高與城鄉制度差異大、難以進行統一合理的制度安排之間存在矛盾。一方面，隨著外來民工就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外來務工時間的延長，拖兒帶女的民工越來越多，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事件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在外打工一旦發生病、傷，難以得到正當的利益補償，給家庭造成嚴重的打擊，因此，勞動保障和子女就學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雖然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正在打破，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不少企業用工不規范，應該建立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且不少制度之間的互相銜接還存在較大難度，特別是不同地區的制度差異太大，制度很不完善，農民工也怕到時無法帶走，或者是即使帶走了也無法與當地的社保制度銜接，大多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

（3）農民工維權意識不斷提高，以及農民工群體的社會經濟參與意識增強。農民工外出的目的已經不僅僅是滿足生存需要，他們與父輩相比，生存狀況已經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他們追求發展的需要已經開始抬頭，打工重在學習，重在尋找新的機會已經逐步成為外出的目的。因此，他們不用像父輩一樣為基本生存而不惜代價，勞動者個人將更加注重“體面勞動”和“生活質量”。

三、民工短缺的對策

解決民工短缺問題，需要各方面的良性互動，不僅努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更需要進一步規范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健全相關的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要解決好民工短缺問題，必須同時解決好這兩個方面難題，要堅持市場導向，充分發揮政府職能，以著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進一步規范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為重點，多管齊下，努力建立長效工作機制。

（一）就企業方面而言

第一，要堅持“以人為本”，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采取有力措施，改變民工工資長期偏低的狀況，這是解決“民工短缺”問題的重要措施。解決辦法，企業要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決定民工的工資水平。不能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增加利潤，肆意壓低、扣減民工的工資。企業要建立隨著經濟效益的提高而增加民工工資的機制。

第二，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逐步改變單純依靠勞動力成本的發展戰略。企業可以考慮通過提高技術含量來降低勞動力成本。長期以來，部分沿海地區主要依靠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企業只賺一點“人工錢”，也就是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實現低成本，以此獲得訂單，賺取利潤。而現在低工資難以為續，但企業利潤空間狹小，無力提高工資。有的企業加工費已到底線，提高工資將出現虧損，而不提高工資又面臨嚴重缺工，無法生產，從而陷入兩難境地。因此，應著力從提高技術上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擴大利潤空間，進而提高工人工資，改變這種工人短缺狀況。

第三，推動技術進步，減少用工需求。“民工荒”警示企業，企圖繼續依靠廉價的勞動力來獲得競爭優勢恐怕將面臨更多危機，有意識地向技術、資本密集的行業轉移將使企業必然的選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若將幾百、幾千或幾萬的手工操作的工廠變成只需少數人操作的自動化或機械工廠，那就可以大大節約勞動力。因此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價格實在低廉，所以有些完全可以由機器來操作的工作，為了節約成本，部分企業就改為手工操作。當民工荒持續發生，受供求關系影響，勞動力價格上漲，不采用手工勞動的成本數倍產果機械化作業的時候，機械化時代勢不可擋。

（二）就政府方面而言

主要是切實重視研究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加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力度，努力破除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加強對農村勞動力主要是切實重視研究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加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力度，努力破除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加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就業的指導、服務和監管。政府要制定規劃，完善市場機制，讓工資協議在公平透明的條件下達成。但在必要的時候要干預市場，就是要確立最低的工資標準。政府同時應加強監管，為規范規定的企業絕不能網開一面，建立用工信息的預測系統后，當部分行業、部分地區出現用工短缺時，政府可以及時信息，幫助勞動力合理、有序的轉移。

（1）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的勞動就業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溝通就業渠道的積極作用。企業出現缺工現象主要是市場調節的結果，從根本上說應該運用市場手段去解決。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缺工市場的市場就業機制，加快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的建設，按照“制度化、專業化、社會化”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就業服務體系。

篇3

關鍵詞：勞動力需求；勞動力供給；趨勢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勞動力供求現狀[1]

適齡勞動力人口是國家限定的勞動年齡界限內的人口，不同國家對勞動年齡有著不同規定。下文采用國際統計口徑，統計的適齡勞動力人口為15—64歲人口。由于在校學生（在校學生是指在適齡勞動力人口范圍內，由于正在接受各種類型的教育而不能參與社會勞動的人口）、喪失勞動能力者，這些人不能參加勞動，計算勞動力供給數量時應予以扣除；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應該計入勞動力供給。2010年，泰州市勞動適齡人口總數為3 402 197人，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規模總共為184 940人，喪失勞動能力人口40 880人，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人口為212 840人。勞動力供給=適齡勞動力人口-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者+超齡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對于2010年的就業人數2 771 660人，存在超額供給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一）相關人口預測

根據育齡婦女（15—49歲）計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內出生人口/該年年中育齡婦女數），2000年為28‰，2010年為28.5‰，生育率水平比較穩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總量影響，因此，假設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變。200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9∶1，201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7∶1，假設未來新生兒的性別比=（1.19+1.17）/2=1.18。在假設泰州市人口性別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遷移規律不變的條件下，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資料，通過生命年齡移算法算出相關年份的總人口，計算出總人口、適齡勞動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勞動參與率預測

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勞動參與率是計算這兩者之和與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泰州市2000年勞動適齡人口33 897 81人，就業人口2 963 060人，失業人口90 550人，勞動參與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勞動適齡人口3 402 197人，就業人口2 771 660人，失業人口56 150人，勞動參與率83.12%，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經濟現象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參與率必然呈下降趨勢，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參與率變動規律，考慮到泰州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當前未富先老的實際情況，預測泰州市未來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保持83%不變。2010年，65歲及65歲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212 840人，65歲及65歲以上人口663 080人，勞動參與率32.1%，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

（三）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勞動力供給數量=勞動適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老齡人口×老齡勞動參與率據此計算出泰州市勞動力供給數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計算結果顯示，2015年后勞動力總供給數量逐年減少，2050年時勞動力總供給數量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勞動力需求數量預測

（一）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預測

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存在緊密關系，一般用就業彈性系數來反映。如果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用L表示勞動力就業數量，則就業彈性系數可以表示為：E=ΔL/L/ΔGDP/GDP。就業人數增長速度=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計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到勞動力需求數量和總就業彈性系數與經濟周期關系密切。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業數量比上年減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處于經濟下降期，雖然GDP年增11%，但就業依然受大環境影響而減少，就業彈性為負值。2004—2008年經濟上升期，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達5.8%，就業彈性為正值并達到最高點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又進入新一輪經濟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兩年勞動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長水平，對應的就業彈性系數雖然為正，但卻極小。根據經濟周期的循環往復性，假設今后每十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考慮到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假設一個經濟周期中4年是經濟下降期，6年是經濟上升期，取經濟周期下降期的就業彈性系數平均值-0.077為一輪周期中4年的就業彈性系數，取經濟上升期就業彈性系數的平均值0.209為6年的就業彈性系數。

經濟增長率和經濟周期也密切相關，用上文取彈性系數方法，預測經濟下降期GDP增長率為12%，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5%，考慮到長遠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式增長進步為集約式增長，增長率不會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為經濟增長率高方案進行后文預測。根據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規律和中國國情，本文預測中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8%，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0%。預測低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4%，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6%。

（二）勞動力需求預測

某年勞動力需求人數=上年勞動力需求人數×（1+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根據三種不同GDP增長方案和就業彈性，計算出泰州市對勞動力的需求。結合勞動力供給，計算出對應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勞動力供求變動趨勢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發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長率，2015年泰州市勞動力供給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勞動力依然超額供給11 786人。從2020年開始，不管按照哪種方案的增長率，勞動力供給都是短缺狀態。2030年高方案顯示勞動力短缺超過100萬人，其他兩種方案短缺不足100萬人。三種方案皆顯示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越來越嚴重。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前一個家庭只要一個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較好的地區，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棄了生二胎指標。2000年，泰州市總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總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這個水平人口會增加，低于這個水平人口會減少。1.02總和生育率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長此以往會導致人口不斷衰減。如果泰州市按現行生育政策，根據計算結果可以看到從2015年開始，總人口、適齡勞動力人口、0—14歲人口持續降低，而65歲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長，2035年達到最高點1 130 637人，然后開始遞減。自2040年開始，人口比例進入穩定期，0—14歲人口占總人口8.4%左右，適齡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55%左右，老齡人口占總人口36.6%左右，社會撫養比維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按照這個標準，泰州市老齡化程度非常嚴重。前文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表1第8列顯示老齡勞動力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低的話，勞動力供給短缺缺口會進一步擴大。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業對勞動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業對勞動力需求變化差異較大。有些行業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例如農林牧漁業對勞動力需求在2000—2010年間以每年7.28%的速度遞減。有些行業對勞動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1.7%，房地產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11%，批發和零售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6%，建筑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5.4%，金融保險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1%，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4.8%。上述行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勞動力需求數量較多，這些行業的不斷發展也會使勞動力供給缺口進一步擴大。

四、促進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求平衡的對策

（一）放開生育政策

為了避免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不斷擴大的趨勢，應該從現在開始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開的階段要注意人口的發展質量。例如，從現在起到2020間前可適當放開生“二胎” 的政策。根據泰州市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數變化趨勢來看，2010年育齡婦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穩減少。因此，可以選擇2020年作為全部放開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為該年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大幅度降低，這時全部放開生二胎政策比較合適，不會使人口有突然的爆發式增長。同時，要考慮到隨著經濟發展，家庭的生育觀念會發生改變，例如，養育孩子成本增加、社會保障完善等都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屆時要出臺相應的鼓勵政策刺激人們生育二胎。

（二）優化產業結構

每個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質量和數量均有不同，可以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來促進勞動力供求平衡。首先，應提高第一產業生產率。例如，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解放農村勞動力，促進城鎮化進程，配合相應制度保障，使更多農村人口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其次，繼續發展第二產業。在2020年以前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勞動力超額供給問題；在2020年后，要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業必須通過自身的轉型升級來提高生產率，大幅度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緩解勞動力供給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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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現階段農業雇工產生成因分析

本文立足實地調查和現有文獻，從雇主、雇工兩層面探究四川省現階段農業雇工產生的原因。

（一）雇主

1. 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伴隨著土地流轉承包政策的出臺和推進，土地承包者快速崛起，大量土地實現大范圍、規模化經營。2012年全省建成現代農業萬畝億元示范區619個，產業基地面積達到3790萬畝。同時部分人少地多的丘陵山區在下也實現了經濟作物種植的規模化經營。四川農業現階段很大部分屬于勞動力密集型，機械化程度低、勞動力投入大。雇主無法完全通過自身勞動來完成農業生產活動，必須雇傭勞動。同時農產品商品化種植使經營收入增加為農業雇傭提供了經濟條件。

2. 大批青壯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勞動力短缺。四川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過渡外溢，使得農業勞動力短缺日益顯現。2010年，四川農村勞動力約3600萬人，轉移就業達2246萬人，轉移比例達62.39%。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增加農民收入、推動城鎮化進程的同時造成了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女性化，農業勞動力的季節性短缺。所以農業生產需要雇傭勞動力。

（二）雇工

1. 收入的顯性化。家庭經營農業生產活動具有回報期長、勞動力投入難以衡量、勞動日工價低等特點；農業雇傭的勞動付出具有回報期短、工資顯性化、工資剛性等特點。雇工收入的顯性化強化了農村勞動力的勞動力價值意識，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外出推力；同時農業雇工工資開始與農民工工資趨同。隨著農業雇工需求量的增加，農業雇傭日工價不斷上漲，越來越多的農民更傾向于選擇農業雇工。

2. 自身能力和家庭限制。大部分雇工利用家庭經營空閑之際外出，兼顧家庭和掙錢。他們大部分沒有經過專門的技能訓練，但長期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擁有農業生產活動經驗和良好的勞力。基于照顧家庭和自身技能不足雙重限制，農民愿意從事自己熟悉的農活，這樣可以直接利用自身農業活動經驗或者直接出賣勞力。

3. 非農務工機會的缺乏。基于家庭的限制，農民傾向于就近務工，但是現階段鄉鎮企業發展緩慢難以大規模地吸納就業人員，缺少就業機會。特別是一些偏遠山區，周邊地區經濟都是以農業為主，雇工集中區域沒有工廠、建筑工地，缺少非農務工機會。缺少非農務工機會使得農民選擇臨時性、季節性較強的農業雇工。

此外，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經營內容的差異使得單個家庭出現季節性勞動力剩余和短缺，這為農業雇工提供條件。同時采購商交易期限的限制、傳統幫工換工缺陷日益明顯、熟人雇工的帶動成為農業雇傭的推力。

二、農業雇傭產生的影響分析

（一）農民增收

農業雇傭在保證自身家庭經營的同時取得雇工收入，季節性雇工收入在改善農民生計、優化收入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在鄉鎮企業發展不充分、家庭和自身能力多重限制下，農業雇工成為農民充分利用自身勞動創造價值的方式。伴隨著雇傭工資的上漲、農業雇工工資和農民工工資趨同化發展，農業雇傭在促進農民增收方面的作用越發明顯。

（二）農村發展

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背景下，農業雇傭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暫時轉移，實現現有農村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形式。以組工為主的批量雇傭雇工，一方面帶動農民增收，推動農村純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能夠整合勞動力資源，推動農民之間、地區之間相互交流和學習經驗。在四川農業勞動力短缺化背景下，農業雇傭推動現有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促進現有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利用。農業雇工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能增強村與村之間的聯系，同時落后地區的農民通過在發展較快地區務農，還能學習農業生產經驗，提高自身的素質。

（三）農業發展

農業發展和農業雇傭發展兩者相互影響。農業規模化發展創造了雇傭需求，促進農業雇傭的產生；農業雇傭為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提供了勞動力資源。部分農業雇工通過培訓和自身經驗積累朝著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發展，自身技能不斷增強，農業生產效率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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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劉易斯拐點

2009年初，隨著全球各經濟體出臺的大手筆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初步奏效，中國經濟最先復蘇，但是，此時，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發現招不到員工，花錢找不到人，一直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中國廣大的農民工歷史上第一次擁有議價能力。為了吸引農民工，珠三角企業最先提高最低工資，緊接著，長三角地區也出現了用工短缺的狀況，全國各地開始了一輪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的浪潮。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成為近年來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嚴重問題，據報道，2010年年底到2011年6、7月份大學生就業面臨著一個比以前更加趨緊的形勢。首先，2010年畢業的中國大學生人數是611萬，2011年達到659萬，第二，大學生的就業空間越來越緊張。企業對于大學生的需求逐漸下滑。一邊是出現勞動力短缺，另一邊則是勞動力的嚴重過程，這一結構性矛盾不禁讓我們發問，難道在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高素質的大學生出現了過剩而低技能的農民工卻出現了緊缺？難道中國已經提前達到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結構了嗎？

對上述問題的解釋，學者、媒體、企業家都曾有過不同的看法，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總量性缺工論。中國社科院的都陽認為，“民工荒”的出現在于中國經濟已經越過“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市場上每年新增勞動力的絕對數開始遞減。人口因素是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一個相對長期的因素，所以說今后我國勞動力短缺的趨勢不可避免。二是結構性缺工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發言人尹成基表示，民工荒的出現是某一個時段的、結構性的、局部區域的現象。主要原因是農民工的職業技能不能夠適應于崗位的需求，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三是季節性缺工論。每年東部沿海地區用工缺口最大的季節發生在過年過節時期，由于中國傳統意識對于農歷春節的意義重大，因此即使廠商出再高的工資農民工也不愿意留在工廠繼續工作。四是代際性缺工論。中國社科院的王美艷認為，第二代農民工相對于他們父輩學歷較高，對于工作的定位相對第一代也要高。在第二代農民工更高的工作需求，與現有產業結構無法適應的問題，正在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外出農民工就業的新問題。五是體制性缺工論。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小平認為所謂民工荒的深層次原因，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體制與結構問題，這些體制與結構問題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大量過剩而難以在短期內立即實行徹底的改變，就造成了目前這種城鄉收益巨大差別問題、福利待遇天壤之別問題、長期的三農問題和短期的民工荒問題。

關于用工荒，學術界也有過重要的論述，其中，包小忠（2005年）最早在2005年提出在中國出現“用工荒”與劉易斯拐點的問題，他認為最早在廣東和江蘇地區出現的用工缺口的真正原因并非是由于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而是廠商提供給農民工的工資低，作者認為，城市資本主義部門提供的工資水平高于留在農村的收入，甚至高于農村地區收入加上農民工遷移成本的總和，因此，最初勞動力從農村遷移地區出來之后，城市部門的資本家提供給他們一個低于城市部門工資水平的收入，但是隨著城市部門生活成本的上漲，廠商必須提供更高的收入，而現實生活中由于工資存在著粘性，因此城市部門資本家資本家提供給農民工的工資上漲較為緩慢，導致用工缺口的產生。蔡防、王美艷（2005年）認為，2004年左右發生的用工短缺的現象一方面是由于農村勞動力遷移成本大造成農民工不愿意出來就業，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當前勞動力的結構出現了偏差，企業真正短缺的是有具有實際操作技能的技工，而不是無技能水平的普通農民工。

其實，筆者認為，要想解開用工荒的真正原因，我們需要沿著用工荒的現象一步一步地探尋。實際上，用工荒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說非常簡單，既然出現用工缺口了，那么說明農民工或者低技能勞動力市場出現供不應求，產生了不均衡，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問題，之所以產生不均衡，是因為廠商提供的工資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廠商招不到工人，那么把工資提高得足夠高不就可以吸引到足夠多的工人了嗎？用工缺口自然就解決了？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如果廠商將工資提高到足夠高的程度，他們的產品將不再具有成本優勢，在市場上將面臨滯銷，企業就將面臨倒閉的風險。因此，我國產生用工缺口的真實原因是，隨著出口導向經濟的發展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沿海地區的非貿易部門的價格逐步提高，而近年來住房價格的迅速飆升加劇了這種成本的上升，非貿易部門和房價的上漲提高了沿海地區勞動力的生活成本，勞動力生活成本的提升迫使他們要求較高的工資水平，因此我國農民工和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上升僅僅反映了生活成本的上升，而絕非是由于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的提高導致的，也就是說并不是由于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而造成的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東部沿海地區用工短缺的現象顯示出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合理：沿海地區密布了過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而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本應該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完成產業升級和區域轉移的，但是他們進行產業升級進展非常緩慢，主要原因是其投資不足和投資缺乏連續性，出口導向型國家在發展初期是可以進行代工和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生產的，隨著發展過程的推進，它們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研發投資才能適應市場競爭，但是在我國勞動密集型的民營企業長期得不到資金支持或者資金支持不具有可持續性，導致它們的投資不足和不連續性，因此它們的產業升級進程非常緩慢，完不成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質的飛躍。

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它本身可以作為一個單獨的現象，也可以作為解釋用工缺口的原因而存在。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難的最初源頭產生自1998年的大專院校擴招。根據筆者測算，從2002年至2010年，我國按照比較合理的增長速度發展的大學生人數合計約為1098萬人，但是擴張之后每年新增的大學畢業人數合計為3445萬人，8年的時間我國多制造出2347萬大學 生，而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目前，大陸農民工總數2億2542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億4041萬人，占農民工總數的62.3%；本地農民工8501萬人，占農民工總數的37.7%。我國從2002-2010年8年間多余的大學生人數相當于中國整體農民工人數的10%多，相當于外出農民工的20%，也就是說，高校擴招使我國從2002到2010年8年的時間將20%的農民工變為大學生。這就不奇怪為什么農民工市場出現短缺而大學生就業市場則出現了嚴重的剩余兩者同時存在的現象了。但是這僅僅解釋了部分農民工短缺的原因，對于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的高校并沒有將招來的大學生真正轉化為具有競爭力的有生力量，我國的高等院校雖然不是以企業制的形式經營，但是卻會從理性的角度考慮問題，在綜合考慮成本和收益的情況下，在我國大專院校擴招過程中，高校大規模擴招文科類學生，文科類專業的擴招規模要普遍高于工科類專業的擴招規模，因為招收一個文科類學生的邊際成本要小很多，而文科類學生缺乏基本的勞動技能，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差，因此，我國的大學擴招一方面將農民工的后備力量轉移到大學校園里，應一方面也造成了大批招不到工作的“天之驕子”。